天幕上的画面缓缓切换。

一张巨大的时间轴，横贯天幕，从庆历五年一路延伸到熙宁二年。

“庆历新政失败之后，庆历五年到熙宁二年，这二十四年，是北宋错失的关键窗口期。”

画面切到仁宗晚年。

一个头发花白的皇帝坐在御座上，面前是堆积如山的奏疏。

他一份一份地翻看，偶尔批几个字，更多时候只是叹一口气，把奏疏放到一边。

“仁宗在庆历新政失败后的十八年间，再未进行任何重大改革尝试。

他晚年的政治风格已完全转向维持现状，把希望寄托在‘异论相搅’的平衡术上。

这期间，财政赤字持续扩大。

军队员额从庆历年间的百余万，膨胀到嘉祐年间的近一百五十万。

西夏与辽的压力有增无减。

问题在累积，而解决问题的意志在消磨。”

摆烂了

“异论相搅”听着很高明，其实就是和稀泥

难怪王安石宁愿在地方也不来朝廷中枢

他是个好人，只是好人不等于好皇帝

一百五十万禁军，打仗的时候还是被西夏按着打

……

画面切到英宗朝。

一座宫殿里，两宫对峙。

一边是英宗，一边是曹太后，中间跪着一群大臣，在争论一个称呼的问题，英宗的生父究竟该叫“皇伯”还是“皇考”。

“英宗在位不足四年，期间最大的政治事件是‘濮议’，一场关于如何称呼英宗生父的礼制之争。

这场争论消耗了朝廷大量的政治精力，使得任何改革议题都无法提上议程。

整整四年，国家的核心政治议题，是一个称谓问题。”

弹幕炸了。

濮议，说白了就是皇帝想给自己亲爹争个名分，大臣们不让

这就是大宋士大夫的效率，重要的事一件不干，不重要的事往死里干

也别说他们，礼制在那时候是天大的事，牵扯皇权合法性

明朝有个老道士致敬过这一段

……

欲不止的声音继续。

“为什么说庆历之后的那二十余年，是关键时机？”

画面切到一张对比图。

左边是“庆历至熙宁的外部环境”，右边是“内改与外患的窗口期”。

“从外部环境看。

庆历之后到熙宁之间，北宋与西夏、辽保持了大体和平。

这意味着改革的窗口期，有足够的外部安全保障，不会面临‘内改未毕，外患已至’的两线困境。”

“从内部结构看。

反对改革的政治联盟虽然暂时得势，但并未形成铁板一块的既得利益固化格局。

如果以更为渐进、更为策略性的方式在庆历之后的十年内逐步推进，阻力会远小于熙宁年间。

利益集团的力量，是随着时间累积的。

越晚动手，他们的反扑越强。”

“从人事条件看。

庆历一代人在庆历新政失败时正值壮年。

范仲淹五十四岁，韩琦三十五岁，欧阳修三十六岁。

他们本有足够的时间，去总结经验教训，在随后的二十年间进行第二次尝试。”

弹幕里一片叹息。

所以不是没机会，是机会被浪费了

他们不是没有时间，是没有心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