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京的夜市已经散了。

几个还没有睡的人蹲在桥墩下，你一句我一句地闲扯。

一个卖炊饼的老汉把最后一点炭火拨了拨，低声道：“天幕上说的，我大半没听懂，什么青苗不青苗，什么募役不募役。

就那句，借一斗还三斗，我听明白了。

我家就是那么败的。

他娘的高利贷，逼得我把地抵了，才来城里卖炊饼。”

“那你说，那个王相公要变法，是好事不？”旁边一个挑担子的问。

“我哪知道是好事坏事。”老汉抄着手，缩了缩脖子，“上头的人说要变法，变来变去，到了咱跟前，都一个样。

税照样交，差照样摊。

天幕不是说了吗，地方官为了政绩，硬把钱塞给你。

好事也给你办成坏事。”

“那也不能不改啊。”一个年轻后生插嘴，“不改，高利贷还不照样逼死人？”

“改？改得动吗？”桥洞下另一个声音响起，是个给大户赶车的老车夫，他躺在一张破草席上，眼也没睁。

“你们没听天幕讲？那些个豪强，那些个官，哪一个不是吃这碗饭的？你动他们的碗，他们就要你的命。

范公没改得动，这个王相公也不行。”

几人都不说话了。

夜里，桥下的水黑沉沉的。

好半天，卖炊饼的老汉才又开口，声音里带着迷茫：“天幕说，后世的读书人到现在还在吵，这个变法到底是对是错。

咱就想知道，改来改去，我明天早上出摊，还能不能攒下几个铜板，给我孙儿买点肉吃。”

崇政殿。

王安石面前摊着一卷未完成的奏疏，他边听天幕边记，写满了青苗法推行时的种种弊端和应对之策。

他提着笔，听着听着就停住了。

等听到新法尽废时，他手里的笔落了下去。

墨点在纸上洇开，像一滴黑色的泪。

他想起仁宗朝时，自己第一次递上万书。

那纸写得极长，句句都在喊：大宋要撑不住了。

他写完之后，等回音，等了一整年。

第二年，又等。

第三年，他不再等了。

他知道，仁宗老了，不是看不见，是看见了也扛不动。

不止皇帝，庆历新政后，朝堂的臣子还有一个人敢提变法吗。

再后来，英宗即位。

他原以为机会来了，可英宗多病，朝政一天一个样，臣子们各怀心思，谁还顾得上一个在江宁守孝的知州？

他那时候就觉得，自己这一生，也许真的要老死在外郡了。

夜里睡不着，翻来覆去想的不是自己的前程，是当年在鄞县见过的那些人。

那个借他青苗钱买了牛的老农，那几十个冬天跟着他下河修渠的汉子，那些日子是那么短，又那么远。

算算时间，他等这一天，已经等了二十多年。

如今已经四十八岁了。

再也不是那个在鄞县卷裤腿下田，在冷水里站一天，回来就着油灯把全县的田亩簿子从头翻到尾的年轻人。

他也老了。

写半天奏疏，眼睛就花了，腰也直不起来。

写半天奏疏，眼睛就花了，腰也直不起来。

他还能撑多久，大宋还能撑多久？

若慢了，明年的青黄不接，又有多少人要卖地？后年的差役，又有多少人要卖牛？

再拖五年，北边的辽人压过来，大宋拿什么挡？

这样的账，他在心里算了二十年。

二十年，每算一遍，就少一分耐性。

他已经没有时间去等其他人的‘从长计议’了。

殿中另一头，宋神宗赵顼不知什么时候站了起来。

年轻人脸色煞白。

“朕……三十八岁就驾崩了？”

天幕里说，元丰八年，宋神宗崩。

他试着算了算，自己今年不过二十出头。

三十八岁，那也就是十几年后的事。

十几年。

他的新法，他的中兴大业，他的“富国强兵”，原来全都要在他三十八岁这年，戛然而止。

他慢慢走向失神的王安石，开了口，嗓子是哑的。

“王卿。”

“臣在。”

“天幕说的这些二次罢相，急功近利……

朕这个皇帝，没撑住，也对不住你。”

王安石摇了摇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