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默走到黑板前，在那一串名字下面又写了一个词：启蒙。

“这个词你们也熟，‘启蒙’不是请客吃饭，不是温和地讲道理。

真正的启蒙，是鲁迅说的‘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血’。

让你不舒服，让你睡不着觉，让你发现你原来活在一个闷得喘不过气的铁屋子里。”

她停了一下，翻开教案的下一页。

“《雷雨》是‘没有太阳的日子里的产物’。”

“这是曹禺原原本本的话，1933年，他二十三岁，在清华大学的图书馆里写完了这出戏。

后来有人问他，你写《雷雨》是为了批判什么？是为了讽刺什么？是为了攻击什么？”

沈默摇了摇头。

“他说都不是，他说他写这部戏，不是为了‘匡正、讽刺或攻击什么’，他只是被一种‘情感的汹涌的流’推动着，在‘发泄着被压抑的愤懑，毁谤着中国的家庭和社会’。”

她抬起头，看向学生。

“注意这两个词，‘发泄’，‘毁谤’，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他用了这么重的词来形容自己的创作，他不是在书斋里冷静地构思情节，他是把积压了二十多年的愤怒、压抑、苦闷，一口气全倒进了这出戏里。”

“他说，宇宙正像一口残酷的井，落在里面，怎样呼号也难逃这黑暗的坑。”

教室里很安静，大家都认真地听着。

“你们品一下这个意象，一口井。

不是一条河，你可以游上岸，不是一座山，你可以爬出去。

是一口井，落进去，四面都是壁，头顶只有一小片光，你怎么呼号都没有用，声音撞在井壁上弹回来，只有你自己听见。”

“这就是曹禺眼中那个时代的中国，他不是站在井口往下看的人，他就在井底。

他写的每一个人物，四凤、周冲、周萍、侍萍、蘩漪，都是井底的人，他们的挣扎、呼号、试图抓住任何一点东西往上爬，他全经历过，全感受过。”

“你们看，他不是在冷静地分析社会问题，分析是后来的事，是批评家的事，是我们这些教语文的人的事。

曹禺写《雷雨》的时候，他只是在做一个被压抑的年轻人唯一能做的事，喊出来。”

“但正是因为他不是在‘分析’，他是在‘发泄’，这出戏才这么有力量。

那些情节不是设计出来的，是从他骨头里长出来的。

蘩漪身上有他认识的女性的影子，周萍身上有他认识的那些被父权压垮的青年的影子，周冲身上或许还有他自己的影子，那个相信平等、自由、爱，却被现实打得头破血流的年轻人。”

她停下来，目光扫过全班。

“所以，为什么这些作家不肯写一点平和温婉的东西？不是他们选择了这种方式，是那个时代只给了他们这一种方式，当一个年轻人觉得宇宙是一口残酷的井，他只能把井壁上的血痕画给你看。”

“这种写作方式，不止他一个人在用。

为什么巴金写《家》，要把觉新写得那么懦弱、那么窝囊？因为觉新不是一个人，他是整整一代被旧家庭阉割了脊梁骨的年轻人的缩影。

为什么老舍写《月牙儿》，要让那个女孩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和母亲走上同一条卖身的路？因为他要让你知道，贫穷不是懒惰的惩罚，贫穷是秩序的产物。

为什么沈从文写《丈夫》，要让一个丈夫坐在船头看着自己的妻子在船舱里接客？因为他要让你看见，人在活不下去的时候，会把尊严切成一片一片地卖掉。”

“这些作家不是没心没肺，他们恰恰是因为太有心、太有肺，才选择了这种写作方式，他们写的时候手也在抖。

曹禺写完《雷雨》在清华图书馆里写最后一幕的时候，写周冲触电、四凤触电、周萍饮弹，他说自己边写边哭，写不下去，但他没有改一个字的结局。”

“因为他知道，不能改，改了，就不是真的了。”

“这种‘残忍’的写作传统，不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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