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默翻了一下自己的教案，向学生提问。

“这个学期我们学了三篇现代文学家的课文，《祝福》《孔乙己》《雷雨》，大家觉得有什么共同点？”

教室里沉默了片刻。

后排一个男生举手：“所有主角都没有好下场。”

沈默点头。

“没错，鲁迅写祥林嫂冻死在鲁镇年终祝福的街头，孔乙己打折了腿、在旁人的说笑声中用手撑着地慢慢走去，从此再没出现，曹禺写周公馆在一夜雷雨里毁掉三条人命、逼疯两个活人，还有祥子，从一个体面要强的青年，变成一具在胡同口等死的行尸走肉。”

她停了一下。

“为什么一定要写成这样？为什么不能给祥林嫂一条活路？为什么不能让孔乙己把茴香豆分给孩子们，安安稳稳地老去？为什么不能给四凤和周冲留一扇逃出去的窗户？为什么不能给祥子一辆真正属于他的车？”

“这种残忍，不是作家们心狠。”

沈默转过身，在黑板上写下了几个作家的名字。

“是他们活在一个不容许平和温婉的时代。”

她放下粉笔，转过身来。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建立了民国，民国的立意很好，民主、共和、平等、民权，这些词写在临时约法里，写在报纸的社论里，写在每一个剪了辫子的年轻人的心里。

但立意落不到地上，就是空中楼阁。

旧秩序没有因为一块牌匾的更换就自动退场，农民的日子更难过了，地租一文钱没少，苛捐杂税倒是多了好几样。

工人的日子更难过了，工时还是十二个钟头，工钱还是不够吃饭。

读书人的日子更难过了，科举废了，新的活路在哪儿？

那些被关在深宅大院里的女人，日子也照样熬，蘩漪的苦药换了民国也没人端走，四凤的命在民国和在大清朝没有两样。”

“这些我们都在历史课本上学过，但我们依旧很难想象，一个普通人在那个年代过日子是什么感觉。”

“旧秩序还在，但它的合法性已经开始动摇，周朴园这样的家长，在祠堂里依然说一不二，但他走出祠堂就会发现，外面的世界已经不听他的了。

他的煤矿里有工人在罢工，他的儿子满脑子是平等自由的新想法，他的妻子开始质问凭什么要喝那碗药。

秩序的外壳还在，但里面的东西已经开始腐烂，越是腐烂，维持秩序的人就越用力，因为不用力，壳就碎了。”

“这种腐烂是有味道的。”沈默停了一下，“大家都闻得到。”

“曹禺在《雷雨》的舞台说明里反复写‘闷’、‘郁热’、‘喘不过气’，那不是修辞，是写实。

那个时代的空气就是闷的，旧礼教像一层发霉的棉被，捂在所有人的口鼻上。

你想掀开它，但你掀不动，因为你的力气早就被它吸干了。”

“鲁迅先生有一个比喻，他说中国是一间铁屋子，里面的人都在昏睡，快要闷死了，你把他们叫醒，他们不一定感激你，因为醒过来发现出不去，比睡着等死更痛苦。”

“这就是那个时代作家们面临的困境，他们不是不想写美好的东西，而是他们睁开眼睛看到的第一样东西，就是一间密不透风的铁屋子，你让他们怎么写风花雪月？怎么写才子佳人？”

沈默想起了什么，重新补充。

“不过那个时代，风花雪月也有很多人写，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家们在写才子佳人，他们办的《礼拜六》杂志打着‘一编在手，万虑都忘’的旗号，还有不少人在写‘读书救国’‘好人好报’的劝世文。”

“这些作家中的相当一部分，不是不知道社会有病，但他们选择给病人涂脂抹粉，然后告诉病人：你气色不错。”

“但鲁迅说不，曹禺说不，老舍说不，巴金说不，还有很多的作家都说不。”

“他们选择了一种在当时看来非常‘残忍’的写作方式，把血淋淋的真相端到读者面前。

他们不负责安慰你，他们只负责让你睁开眼睛。”

沈默走到黑板前，在那一串名字下面又写了一个词：启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