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一两个诗人的偶然变化，而是整个时代的集体转向。”

画面再切换，法显在恒河边抄写经文，玄奘独自穿越沙漠，身后是一串长长的脚印，杜环游历中亚。

“唐以前的中国人，骨子里有一种面对未知的探寻。

法显去印度取经，六十多岁出发，走了十五年，回来写了一本《佛国记》。

玄奘一个人穿越沙漠，去时偷渡，回来时带着六百五十七部梵文经典。

这些人身上有一种共同的东西，他们不怕远，不怕难，不怕死在路上。”

“安史之乱后，这种气质逐渐消失了。

宋朝以后，中国人的对外心态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不再是‘向外看’，而是‘向内看’。

宋朝的街市比唐朝更热闹，宋朝的税收比唐朝更丰厚，宋朝的城市比唐朝更精致。

如果我们只带着经济数字穿越回去，甚至会以为宋朝比唐朝更好。

我们来做一个小实验，去开封城门口，随便拉住一个书生，问他西域在哪里？

他或许会告诉你：西域在河西走廊以西，但现在那是西夏的地盘。

你再问：你想去看看吗？

他会像看疯子一样看着你：为什么要去？那里都是蛮夷，又穷又险，朝廷又不管，我读圣贤书，是为了考进士、做京官，去那种地方做什么？

“安史之乱制造了一个漫长的不安全感。

藩镇割据让你不能信任同袍，异族入侵让你不能信任邻居，皇帝的频繁更迭让你不能信任朝廷。

一个从少年时代起就活在不信任里的人，他还会相信什么呢？

他只能相信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脚下的土地，手中的粮食，身边的宗族。

华夏在安史之乱后完成了一次深刻的内向化转型。

我们不写边塞诗了，我们写山水词。

我们不关心丝绸之路了，我们开始修地方志。

从此以后，华夏知识分子最优秀的头脑，开始向内寻找答案，开始修史、注经、谈性理、辨心性。

这些也都很了不起，但它们不再指向未知的远方。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还有谁敢说呢？”

欲不止停了几秒，才再度开口。

“这之间的差距，我们不能简单地说谁好谁坏。

一个文明能够收缩、能够内守、能够在逆境中存活下来，本身就是一种能力。

但代价是，那个‘万国衣冠拜冕旒’的气象，再也看不到。

此后一千年，宋富庶却积弱，明刚烈却窄，终究缺了盛唐三分海涵，清的庞大之下是更加森严的猜防。

我们可以收复土地，可以重整经济，可以换一种更精巧的制度，可唯独那种‘天下寰宇，皆为我之胸怀’的少年意气，再也回不来了。”

_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