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十天，天幕上的画面再度亮起，长安城的朱雀大街在晨光中铺展开来，但这一次没有万国来朝的使节，没有胡旋舞的鼓点。

街还是那条街，却空了大半。

画面外出现了欲不止的声音，带着跟往常不一样的平静。

“我们总觉得‘心气’是个很虚的词，像是文人墨客的感伤。

但若你站在安史之乱后的中国大地上，把目光从制度、土地、军队上移开，去看那个时代的人怎么说话、怎么做事、怎么写诗，你会发现，有些东西确实变了，而且是永久地变了。”

“在安史之乱以前，一个唐朝人站在长安城的朱雀大街上，眼里看到的是万国来朝的使节，是胡旋舞的鼓点，是波斯商人的驼队。

他听到的语有突厥语、粟特语、吐蕃语、阿拉伯语，而他并不觉得奇怪。

那个时代的人写边塞诗，写的是‘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那个时代的人出使西域，走的是万里征途，带回来的是葡萄、苜蓿、天马和新的世界观。

那个时代的人相信，天下的文明中心就在这儿，而天下的道路都通向这儿。”

“这种姿态是向外看的，是向上走的，是不怕输的。

它不来自某一个皇帝，不来自某一条政策，它来自一个民族在几百年融合、征战、扩张中养成的集体性格。”

画面切换，范阳的军帐，安禄山的叛军南下，长安陷落，宫室焚烧，皇帝出逃。

“安史之乱没有在一夜之间杀死这种心气。

但它做了一件事，它让一个自信满满的民族，第一次大规模地感受到了无力感。

首先，这场叛乱的发起者，是帝国自己养出来的边将，是帝国自己信任的胡人。

原来你引以为傲的包容，会反噬你，原来你笃信的秩序，是纸糊的。

然后，是战争本身的方式，八年大规模内战，长安两度陷落，皇帝出逃，宫廷流血，百姓成片成片地死去。

这种创伤像一把钝刀，慢慢割着整个民族的心理防线。

‘万国来朝’的盛况，在一个秋天里变成宫阙万间都做了土。”

“更致命的是战后，朝廷打赢了，但收拾不了残局。

藩镇割据管不了，回纥兵入城劫掠拦不住，吐蕃人趁机占了河西陇右夺不回来。

把权力下放给节度使，把财富转移到江淮，把希望寄托在宦官和权相身上。

一直在退，一直被迫妥协，一直在算了。

这种长期的、结构性的算了，一点点磨掉了那种睥睨天下的锐气。”

“这种变化，最直观地刻在诗里。

盛唐人写边塞，是‘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晚唐人写边塞，是‘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

盛唐人写离别，是‘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晚唐人写离别，是‘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

视野在收缩，诗里不再有辽阔的边疆，不再有异域的风情，只剩下感伤、怀念、对故国的哀叹。

唐诗里那个‘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的豪气，被一场又一场的战乱磨成了‘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这不是一两个诗人的偶然变化，而是整个时代的集体转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