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把丑话说下，跟我走货场，一走就是三个钟头，中间没地方坐，我这把年纪都歇不住，你们受得住就跟着。”齐老站长把门口那把竹椅上的茶缸端起来，喝了一大口，“受不住，现在说，我不笑话。”

付平说受得住。他头天就到了平岭，当晚跟着老韩给的地址去了城东的铁路家属院。齐老站长住三层，楼是老楼，楼道里堆着腌菜坛子，老站长开的门，人清瘦，背有点驼，可眼睛亮，握手的时候手劲大得意外。听说付平是省里来管办证的，老站长把人让进屋，没倒茶，先把丑话说了。付平心里反倒踏实了，话冲的人肚里有货，这毛病跟郑厂长一个样，毛病冲的人，往往是最不想这块地烂下去的人。

屋里不大，收拾得干净，墙上挂着一张装了框的黑白照片，是一群穿铁路制服的人站在货场大门前的合影，照片右下角写着年份，老站长指了指照片上最边上那个瘦高个，说是他，那年三十，管着这片货场的半个家。茶几上没有别的摆设，就那个绿皮本子和一副老花镜。付平问起本子的来历。老站长说，货场的地，是国家的家底，他当年接手的时候，老站长，他的师傅，交给他一句话，说货场上的事，嘴上的不作数，纸上的不作数，你心里的那本也不作数，落在笔上的才作数。他记了师傅这句话，一记四十年。划一块地，记一笔；收一块地，记一笔；连哪年大雪压塌了磅房半边顶，他都记。家里人笑他，说一个看货场的，记账记得比会计还勤。他说他不是记账，他是记的家底。

“我退下来那年，想把这账交给段上。”老站长端起茶缸喝了一口，“段上的人翻了两页，说齐师傅，这账现在用不上，库房都空了，线都停了，记它干嘛。我就拿回来了。拿回来这些年，我夜里睡不着的时候翻它，翻着翻着就想，这账上记的哪是地，是一条线上几十年的活路。你今天来，要把这几百家的活路办出个名分，我这本子，就又活过来了。”

付平听着，没多话。他心里掂了掂，掂出这个人找对了。临江的葛场长，怕签字；双河的老科长，记了半本；这位齐师傅，是把账当命记的人。这种人，一辈子没图过什么，图的就一件事，他记的账，有人认。

第二天一早，老站长穿了双解放鞋，裤脚扎紧，腰板挺得比昨天直。付平带着小邵，潘副市长也来了，市里派了国土的一个年轻技术员，扛着测绘的架子。老站长看了一眼那个架子，说架子你们扛着，走到哪架到哪，我不用它，我嘴里说的，比它量的准。一行五个人，从货场西头开始走。

“这条线，一九六四年铺的。”老站长站在第一根轨枕上，拿脚尖点了点，“那年我十九，跟着师傅来铺的。你们看这轨枕，缝是灌的沥青砂，那时候的活，扎实。”

一行人往东走。老站长走一段，停一段，指着地说。这里是六八年的煤场，煤堆得跟山似的，东边那块是磅房，磅房后头是水塔，水塔的地界到那棵歪脖子树。走到第三栋仓库，他站住了，说这栋是七二年盖的，盖的时候用的省里拨的料，图还是他参与画的，库深二十四米，门宽四米二，当年为了过平板车，门框特意加高了半米。小邵拿本子记，技术员把测绘架子支起来，量了门宽，量出来四米二，分毫不差。老站长瞥了一眼那个数，没说话，接着往前走。

付平在后头拿着照相机，一处一处拍。拍到第五栋的时候，老站长回头问了一句，说你这拍法，是当证据使。付平说是，一地一照片，照片背面记编号，编号对着他本子上的地界。老站长点了点头，说拍吧，把我也拍上，我站的这块，是七六年划给地区货栈的，划了整整一排，五栋库，手令在货栈那头存着，货栈黄了，手令没人管，可地界我这儿记得死死的。

走到货栈那五栋库，太阳升到了头顶。五栋库连成一排，青砖的，比别处的库房都齐整。头一栋里头是个食品厂，机器响着，门口的空地上晒着一竹帘一竹帘的芝麻糖，孩子们蹲在竹帘边上偷着捏。厂长姓佟，五十来岁，听说省里市里来了人，快步迎出来，手上还沾着糖稀。佟厂长的厂子占了货栈两栋库，一栋做车间，一栋当库房，生产芝麻糖和江米条，供应着平岭大半个城的副食店。

“佟厂长，你这厂子占的货栈库房，当年是地区货栈的。”老站长站在库门口，“你租的房，是跟谁签的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