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岭西站外头那条专用线，付平是踩着枕木走进去的。铁轨锈成了一层褐红，轨缝里长着草，草籽结了穗，风一过，一片一片地伏倒。专用线两旁，扳道房塌了半边顶，窗户用砖头封死了，成排的仓库往东延出去，一眼望不到头，仓库的铁皮门锈得发黑，有几个门洞开着，里头传出机器声。潘副市长踩着枕木在前面带路，走几步回头等一等。

“付秘书长，这条线，跑过车的。”潘副市长抬手指了指铁轨，“六几年通的，先是运煤，后来运杂货，最红火那几年，一天四对车。九几年就停了，一停三十年。线停了，货场没停，你听这动静。”

一个开着铁皮门的仓库里，电锯吱吱地响，锯末子从门缝里扬出来。再往前，一个仓库门口支着大锅，热气腾腾的，两个妇女在往锅里下酸菜，酸味顺着风飘过来。又一个仓库，门口码着整整齐齐的钢卷，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蹲在钢卷边上记账，账本摊在膝盖上。付平一路走，一路数，走过二十几个门洞，开着的占了多半。

数着数着，他让小杨把车停在外头路口，跟潘副市长说走着进去，车在后头慢慢跟。这一路走下来，他看了个细。开着的库房里头，装的几乎都是脏活累活，下料的，腌菜的，压板的，喷漆的。这些活，城里的正规厂房不欢迎，嫌脏嫌吵嫌有味，可城里过日子又离不了。库房租金贱，地方宽敞，铁路房管所收了钱从不来查，厂子们就在这儿安了家。安了家，没有名分，没有名分就办不了证，办不了证就贷不了款，不能扩产，不能投标，连一张像样的发票都开不利索。好几家厂子的门上贴着招工的红纸，红纸都晒白了。招工的人有的是，就是厂子长不大，长不大，是因为脚底下这块地是漂着的。

“您数着了吧。”潘副市长说，“这一线，大小厂子二百多家，再往东那几排库房，还有百十来家，有的白天不开工，夜里开工，凑着夜里电价便宜。这些厂子，市里的统计年报上一个数都没有，为什么，地不是市里的，厂子没法登记，登记不了，就成了影子。影子厂子交的租金，交给铁路房管所，一张白条收着，一收几十年。”

付平停下脚，回头望了望来路。早上出招待所的时候，潘副市长跟他说过一句话，说付秘书长，今天要看的这片地，不在咱们省里十条的范围内，我是明知带您看一块够不着的地。当时付平没接话，走了这一路，他把这句够不着咂摸出了味道。够不着的是文件，够得着的是人。地上跑着电锯，锅里炖着酸菜，账本摊在膝盖上，这些都是够得着的，凭什么说够不着。他把帽子摘下来扇了扇风，接着往前走。

走到一个大库房前头，潘副市长停了。库房门口挂着块牌子，红漆的，字掉得只剩半截，说是铁路货场仓库的编号。库房里头是个做木器的作坊，刨花香得呛人，几个工人推着刨子，木花一卷一卷地落。作坊的老板娘迎出来，围裙上全是锯末。潘副市长跟她说来意，老板娘搓着手，警惕地看着付平。

“是不是要收房。”老板娘先问了这个。

“不收房。”付平说，“反过来，我们是来给您办证的。”

老板娘愣了愣，把围裙上的锯末拍了两下，说办证的话她听了十来年了，年年有人来说，年年办不成，后来她也不问了，交租金，干活，别的不管。付平问她租金交给谁，她说交给房管所，一个月一交，开白条。他把白条要来看了看，条子上盖着个椭圆章，章上的字是铁路房管所的，日期，金额，手写，就这么一张纸。他把白条还给老板娘，问这白条您收着干什么用。老板娘说收着啊，收了十几年，一沓一沓压在柜子里，也不知道有什么用，总归是个凭据。

老板娘把他们让进里屋，里屋一半是账房一半是灶间。她从柜子顶上拖下来一个饼干盒子，盒子里压着十几年的白条，按年扎着，纸都黄了。她说这厂是她男人当年起的家，男人走了，厂子她一个人撑着。前年想贷款换台烘干机，跑了三家银行，人家头一句话就问厂子的地是租的还是自己的，拿白条出来，银行的人笑了，说大姐这个不算数。她回来抱着那盒子白条坐了半宿。付平听着没插话，把盒子里的白条抽了一沓翻了翻，一沓十二张，一年一张不缺。他把白条轻轻放回去，把饼干盒子盖好，推回老板娘跟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