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秘书长，您脚下留点神，这一片地底下是防空洞，塌过一回。”郑厂长站在厂门口，把手往里一摆，“要看厂就跟我来，要看我笑话，趁早回。”

付平跟着他往厂区里走。天刚亮透，矿区的早晨有一种铁锈味，混着煤渣的气味，路两边堆着旧设备，机床蒙着帆布，帆布也旧了，露出底下一角发绿的漆。厂子不大，两进院子，前院是车间，机器响着，后院是库房和一排平房，平房外头码着成垛的圆钢。郑厂长五十多岁，走路快，说话快，皮夹克也不拉拉链，风灌进去，衣裳鼓成一面帆。

“郑厂长，我今天不看你笑话。”付平在后头跟着，“我是来给你办证的。”

“办证。”郑厂长站住，回过身，上下打量他，“前年市里来过一拨，说给办。去年又来一拨，也说给办。表格填了三回，章盖了两回，证呢，影子没有。第三回来的人，我们自己都臊得慌，人家拿个小本儿抄一抄，拍两张照，走了，再没信儿。您这回是第几拨。”

“第三拨也成，前两拨是路没修到。”付平说，“路是这半年才修通的。河阳办成了，临江办成了，清源也办成了，都是您这样的厂，占着早年国有单位的地，手续缺角。省里十条就是为这个出的。双河的口径上礼拜刚印，您这本子上，头一行。”

郑厂长盯着他看了一会儿，眼神里有股子将信将疑，到底没再呛声，转身接着往里走，嘴里嘟囔了一句，说姓付的比前头那几拨话少。付平听见了，没接。头回见面，话少比话多强，多说是给自己壮胆，少说才有空看东西。他一路走，一路看，心里给这厂过了个秤。设备旧，可保养得好，地上没油泥，圆钢码得见棱见角，这是一家活着的企业，活着的企业等一张证，等了快二十年。

到了后院，郑厂长站定，抬手一指。

“您看。”郑厂长说，“这厂的地，是两块。这一块方的，连着车间，是正经地界，四至清楚，当年矿务局清算的时候，处置表上有名有姓，划给咱们厂的，白纸黑字。旁边那块斜的，原先是矿上的料场，七十年代扩出来的，堆料堆了二十多年，我们接厂的时候一块儿接了。可这一块，账上没有。清算表上找不着，矿上的移交单上也没有。前两拨办证的人就卡在这儿，说方的那块能办，斜的这块没凭据，办不了，要么就等，等到有凭据再说。等来等去，两块都办不成。”

付平走到两块地的接缝处，蹲下来看。地界拿旧砖码了一道矮埂，埂子歪歪扭扭，可砖上的白灰线还认得出，是有人专门量过划的。他问这道线谁划的。郑厂长说九八年接厂的时候，矿上移交，两下里的人拿皮尺量的，量完拿石灰画的，后来石灰没了，砌了砖。付平伸手按了按砖，砖是实码的，二十多年没人动过。地界是活的凭据，砖头不会说瞎话。

“郑厂长，我问您几句实的。”付平站起来，“那块斜的料场，七十年代扩的时候，谁批的。”

“那哪记得。”郑厂长说，“我那会儿还是学徒。听老辈人说，是矿上自己扩的，矿长点头就干了，那个年头，矿上的事矿上说了算，地也是矿的地，扩个料场，谁还打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