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两份复印件摊在周副省长的桌上，纸边还带着档案馆的章印。周副省长从头看到尾，看得很慢，眼镜摘了又戴，戴了又摘，像是要把那几行旧字，从纸里抠出来。看完他把眼镜摘了，揉了揉眼，指节压在眼角，压出两道红印。

“付平，你这两张纸，比十条还顶用。”他说，“八二年的批复，八三年的纪要，都是省里的老调。当年定了地随厂走，没办到底，不是办不了，是没人接着办。你今天接着办，名分是省里的，不是你个人的。”

“周省长，我想请您牵头，把农垦、国土、临江三家摁一桌。临江这几百家，卡在农用地转类这道关，这道关，得省里定。”付平说。

周副省长把复印件放下，手指敲了敲桌面。敲的是那份八三纪要，指尖点在签协议三个字上。“这桌我摆。可摆之前，你手里的菜得备齐。你这两张纸是省里的调，可调是调，落到临江那几百家头上，还得有县里当年跟农场往来的凭据。凭据越实，三家坐一桌越好谈。”

付平听着，心里有数。周副省长肯牵头，是看中这两张纸的分量。省里的老调，比他付平个人说话管用十倍。他这两年学乖了，个人扛的事，容易被人掀翻；省里的名分扛的事，掀翻的人得先掀省里。所以周副省长那句名分是省里的，不是你个人的，不是客气，是给他付平兜底。他记下了，往后对外，临江这事儿，都说是省里定的调，周省长牵的头。他只是跑腿办。跑腿的人，告不倒。

“凭据我再去临江找。”付平说，“省里这份纪要是大纲，县里当年跟农场签的协议、地籍图，才是细账。细账找到了，三家才没话说。”

“去吧。”周副省长说，“动静还是放轻。你一动临江，顾厅长那边准有动静。他一动，省里就有人问。问到你头上，你手里的菜得端得出来。菜齐了，问不怕。”

付平从周副省长办公室出来，当天就买了去临江的票。这一回，他没坐高铁，坐的绿皮车。绿皮车慢，可慢有慢的好处，他能在车上把临江的事从头理一遍。他靠窗坐着，窗外的田野一块绿一块黄，电线杆一根接一根往后倒。他把那两份复印件从包里抽出来，又看了一遍。批复说地随厂走，纪要说签协议县里备案县里办证。这两句，他都能背了。可背着背着，他想起一个问题，省里的调有了，县里当年的细账在不在。细账要在，临江这几百家，一家一家对得上；细账要不在，省里的调就是空中楼阁，农场那头还是不认。这个疑，得去临江解。

车到中途，停在一个小站，站台上卖煮花生的，香气顺着窗缝钻进来。付平没买，他不爱吃花生，可那香气让他想起小时候，爹在镇上赶集，回来总揣一把炒花生，他俩蹲在门槛上剥。那会儿哪想得到，几十年后，他自己也成天蹲在门槛似的地方，剥的是另一层皮，是农场地账的皮。他靠着窗，看站台上的灯，灯是黄的，照着空荡荡的站台。车开了，灯往后退，退进黑里。他闭了眼，把临江要找的东西，在脑子里排了一遍。

到临江，天擦黑，他在站前吃了碗馄饨，馄饨皮厚，汤咸，他喝了两口就放下。这一回他没住江边那家宾馆，直接去了段副市长办公室。段副市长看见他，愣了一下，说：“付秘书长，您又来了，这回带了什么。”

“带了省里的老文件。”付平把那两份复印件摊在段副市长桌上，“八二年的批复，八三年的纪要，都写着地随厂走。省里当年定了调，临江这几百家，地该跟着厂走。当年没办到底，现在接着办。”

段副市长凑近看，看了好一会儿，抬头看付平，眼里有点亮。“付秘书长，这东西要真作数，临江这几百家就有救了。可我得跟您交个底，省里的调是调，落到县里，得有县里跟农场往来的凭据。凭据我们市里找过，早年的，丢得差不多了。”

“丢得差不多，不是全丢。”付平说，“段市长，您带我去市里的老档案室。早年办厂那阵，县里跟农场之间，总归有来往的文书。文书不敢说全在，可总有几张压在箱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