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厅那张函，付平揣在怀里，纸角硌着肋骨。函是周副省长让开的，盖了办公厅的章，写的是查阅省里早年文书，请档案馆予以配合。他头天在省农垦吃了闭门羹，詹副主任一句话点醒他，临江的老底不在农场，在省里更早的文书里。今天他拿着函，要去把那老底，从灰堆里刨出来。

他出门的时候，天阴着，像要下雨又下不来。他没带伞，心想真下雨就淋回去，淋不坏。这种小事，他不在乎。这几年跑下来，他最不怕的就是天公不作美。永川的雨，云港的风，河阳的雪，他都碰过，碰过了，事照样办。临江这回，天阴着，他倒觉得顺，阴天配故纸堆，正合适。他去刨那堆旧东西，本来就不该是大晴天的事。

省档案馆在城西，一栋灰楼，门口的牌子比楼还旧，漆掉得只剩半个省字。他递了函，登记，被一个年轻人领进查阅室。查阅室里几张长桌，坐了几个翻材料的人，都埋着头，安静得像在考场上。阳光从西窗斜进来，照在桌面的浮尘上，尘粒在光柱里慢慢浮。他找了个靠边的位置坐下，把包搁在脚边。

管档案的是个姓苗的老馆员，六十来岁，戴副老花镜，镜片厚得瓶底似的，镜腿用细绳拴在脖子上。苗老接了函，戴上镜，凑近看了好一会儿，又抬眼看了看付平。

“付秘书长，您要查临江早年拨地的文件，年头太久了。”苗老把函放下，手指在桌沿敲了敲，“七几年八几年的东西，都在后头库里，没上架，得一件一件翻。您这函上写的查阅，我给您指个方向，翻还得您自己翻。”

“苗老，您给我指个方向，我自己翻。”付平说。

苗老领他进后库。库门一开，一股樟脑味扑出来，冲得人鼻腔发酸。

库里没窗，灯是吊在顶上的白炽灯，瓦数低，照不远。两排铁柜中间的过道，只容一人侧身。付平走进去，肩膀蹭到柜角，柜子嗡一声，里头卷宗跟着颤。他站定，等眼睛适应了暗，才看清柜上贴的年份。七九、八零、八一、八二、八三、八四、八五，一年一柜，排得整齐。他想起农场档案室那排柜，也这么排，可那头是乱的，这头是齐的。省里的底，到底比农场的底，收得齐整。齐整的底，才好刨。

“临江的，您找带临江字样的卷皮。”苗老说，“可那时候不叫临江，叫临江县。您得连临江县一起找。还有，那时候办厂用地，不一定单独立卷，有的夹在县里的综合卷里，您得翻得细。”

付平点头，记在心里。苗老这人，话不多，可句句在点上。当年在县里，档案室也有这么个老馆员，话少，手熟，知道哪捆卷里有什么。付平跟那种人打过交道，知道他们肚里装着整座楼的底。今天这苗老，也是这样。他客气地称了声苗老，没摆副秘书长的谱。这种老馆员，你敬他一分，他指你的路就准一分。他吃过摆谱的亏，早年在一个县里，跟档案员拍了桌子，结果该给的卷拖了三天。从那以后，他见着管档案的，先笑，再递烟，话慢慢说。

付平蹲下来，一捆一捆看。卷皮上的字是毛笔写的，有的褪色，认不全。他翻了半柜，手背上落了一层灰，指缝里也黑了。翻到第三柜，看见一卷皮上写着临江县办厂用地，年份八二。他抽出来，解了绳子，绳一松，卷宗卷成了筒，他用手掌把它压平，摊在桌上。

里头是几份手写的稿，纸脆得不敢用力，稍一弯就发白。第一份是临江县革委会的请示，写的是要在江边办几个厂，地用江桥农场的。请示上头，有省里一个部门的批复，批复只有一行，写着同意，地随厂走，手续后补。落款是一个部门的章，章也淡了，可还能认出省字头，后头半截糊了，认不出是哪个部门。

付平把这句话看了三遍。地随厂走，手续后补。八个字，淡得几乎看不清，可分量不轻。这八个字，是当年省里定的调。调子定下了，地就该跟着厂走。后补的手续，后了二十年，没补上。没补上，厂就一直挂在农场名下，办不了证。

他端详着那行批复，心里算了一笔。当年省里一句话，地随厂走，意思是地跟着厂跑，厂办到哪，地归到哪。这理，放到今天也讲得通。可后头那四个字，手续后补，把事拖垮了。补手续，补了二十年，没人补。没人补，地就一直挂在农场账上，厂办不了证，人散了，地荒了。他想起江桥农场那摞蓝皮黑皮的糊涂账，账上写着拨给某某厂，可没手续。今天这份批复，正好对上那些糊涂账。账上写的拨地，省里这句话认了。省里认了，农场那头，就有了开口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