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葛场长把报纸折了，压在肘下，“临江那几百家挂我们农场牌子的厂，市里年年有人来，要我们签字，把地放出去。签了字，地就从我们账上走，厂就能办证。可这字，我签不了。”

“为什么签不了。”付平问。

葛场长起身，从柜子里抱出一摞本子，摞在桌上，尘土扬起来。本子有蓝皮的，有黑皮的，最上头一本的皮都磨白了。

“你看看这些。”葛场长说，“这都是农场的地账。早年是生产队的地，后来改农场，地归了农场。再后来，上头一句话，把地拨给市里办厂。拨了多少，拨给谁，账上就一笔，没手续。现在市里要办证，要我们把地放出去，可放出去，得有当年的拨地手续。手续呢，就这一笔账，一笔账顶不了一个证。”

付平翻开那摞本子。账是手写的，字歪歪扭扭，年份是九几年。一笔一笔，写着拨给某某厂多少亩，可没有一张附图，没有一份批文，连个红章都没有，只有一个经办人的签名，签名还是圆珠笔，早洇了。

“葛场长，这些账，是您记的？”付平问。

“我接手的时候，就这么些。”葛场长说，“前头几任，换得勤，账传下来，没传明白。我接了这个摊子，想理清，理不清。理不清，就不敢签。签了，地出去了，后头查出来说手续不全，责任是我的。我不背这个。”

葛场长说完，从那摞本子里抽出一本蓝皮的，翻到中间一页，指着一行字给付平看。那行字写着，某年某月，镇上砖窑占农场地若干亩，经办是当时的镇里，手续一栏空着。葛场长说，这家砖窑，占了快三十年，镇里当年跟农场老场长喝了一顿酒，酒桌上说了一句，地你先用着，后头补手续。后头这补，补了三十年，没补上。砖窑早黄了，地还空着，可账上挂着农场的名。付平问，那铁路取土场呢。葛场长翻到另一页，说那家更省事，当年修路取土，直接到农场划了一块，连酒都没喝，一句话就划了，划完铁路修好了，取土场空着，地也没还。付平听着，心里有数了。这农场的账，不是一笔两笔不清，是早年几十年攒下的糊涂账，一笔一笔，都没手续。要填实临江的数，光找批文不够，得把这些一笔一笔的糊涂账，一本一本翻出来，哪笔是厂的，哪笔是占的，哪笔是空挂的，分清楚。分清楚了，才谈得上签不签。

付平没急着接话。他看着那两页糊里糊涂的账，心里盘算。砖窑也好，取土场也好，都是早年一笔糊涂账，没手续，可地实打实被用了几十年。这种账，今天要农场认，农场不敢；要市里认，市里没权。两头都不认，地就一直悬着。他当年在永川办那三百多家，靠的是一条一条抠出实情；在云港，靠的是一家一家抽实数；在河阳，靠的是国资委的文。临江这头，文得他自己造。造文的根，就是这张场界图，和农场这些糊涂账里，那些实打实被用了的地。用地的事实，压过账的糊涂。这个理，他得拿到省农垦去讲。

付平合上本子。他懂葛场长。葛场长的怕，跟集团卫总一个样，怕签字担责。可葛场长比卫总更难，卫总那头好歹有集团，有国资委的文兜底。葛场长这头，农场是个空壳，上头省农垦都管得松，真出了事，兜底的人都没有。

“葛场长，那几百家厂的地，都在您这账上？”

“都在。”葛场长说，“可不止那几百家。这账上，还挂着别的东西。铁路的取土场，早年占我们一块地，没手续，记在账上；还有前面镇上的砖窑，也是占农场的地，早年镇里跟农场口头说了一句，就占了，也没手续。这些地，名是农场的，可实际是谁的，说不清。”

付平听着，心里那张临江的图又清楚了一层。临江的虚，比河阳复杂。河阳是地挂在集团名下，清清楚楚一家一户。临江是地挂在农场名下，农场又挂了一堆说不清主儿的地，账缠成一团。要填实临江的数，得先把这些缠在一起的线一根一根捋。

“葛场长，档案室在哪儿。”付平问。

“那排房最边上那间，锁着。”葛场长说，“钥匙在我这。你要看，我带你去。可我得说在前头，档案室里头的老东西，我翻过，没翻着批文。早年的批文，八成是没了。”

付平跟着葛场长去档案室。门一开，一股霉味扑出来。里头一排铁柜，柜门半开，里头塞着卷起来的图纸，有的图纸烂了角。葛场长拉开一个柜子，抽出一卷，摊在桌上。

“这是八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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