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付平去了江桥农场。

这一趟他没让省里任何人跟着。昨天在临江走了一天，他看清了一件事，临江的难，难在省属的农场，不在市里。要敲农场的门，得他自己去，省里的人去了，农场的人更不敢开口。他背了个包，包里装了笔记本、手机，还有昨天那张场界图的照片。他昨晚在宾馆把照片看了十几遍，铅笔印那一道线，越看越像一根勒了临江二十年的绳。今天，他要去把这根绳，从农场那头，松一松。

农场在临江城北，过了江桥，再走二十里土路。出租车走到半路，司机不肯走了，说前头路烂，他的车底矮，怕刮。付平下了车，背起包，沿着土路走。土路窄，两车宽都不到，中间一道车辙，两边荒草齐膝。他走了一身汗，鞋上沾了黄泥，风一吹，泥壳子硬了，刮脚面。

出租车走的时候，司机摇下窗，喊了一句，说前头那段路，下雨就成泥塘，让他小心。付平挥了挥手。他想起永川那年也走过这种路，泥巴糊到膝盖，可那回他走到了，把事办了。路烂不烂，挡不住肯走的人。他踩着泥，一步步往农场去。农场那道门后头的人，他今天得见着。见着了，临江的虚，才有个头。

土路两旁的田，荒着的多，种着的少。种着的，也是零零星星，东一块西一块，像谁随手撒的。他路过一块地的田埂，遇见个放牛的老汉。老汉牵着头水牛，牛瘦，肋骨根根看得清。老汉问他去哪，他说去农场办点事。老汉啐了一口，说那农场圈着好几百亩地，荒了十几年，草长得比人高，可惜了。付平问，这地就不能种点啥。老汉说，地是农场的，不是村里的，村里人不敢种，种了也是白种，农场来了照样收。付平听着，没接话。可惜这二字，他这两年听得耳朵起了茧。可惜的地，多半不是没人要，是没人敢要，名挂在一个谁也动不了的主体上，就那么荒着。

他走了一身汗，才看见农场的牌子。牌子是木头的，漆掉了，可“江桥农场”四个字还认得出。

农场大门关着，铁门上挂把锁，锁锈了，可还锁着。门边有个小屋，屋里一个老头，七十来岁，穿着胶鞋，正蹲门口剥蒜。

“大爷，场里有人吗。”付平隔着门问。

老头抬头看他一眼，又低头剥蒜。“场部在里头，场长在。你找谁。”

“省里来的，找场长说点事。”

老头站起来，把蒜装兜里，慢吞吞去开门。锁锈得厉害，他拽了两下才拽开。门吱呀一声，像是好久没响过了。

“你进去吧，场部那排红砖房，最里头一间。”老头说，“场长姓葛，葛场长。”

付平谢过，往里走。农场里头比外头更荒。红砖房一排五间，窗玻璃碎了三间，没碎的那两间，窗帘也发黄了。最里头那间，门开着，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坐在桌后，桌上摊着一份报纸，报纸也是旧的。

“葛场长？”付平敲门框。

男人抬头，打量他。“你是？”

付平扫了一眼这间屋。墙上挂着一面旧奖状，年份是九几年，字褪了色。桌角摆个搪瓷缸，缸沿缺了个小口。屋里一股潮味，混着旧报纸的油墨味。他心想，这农场，比他想象中还破，破到连张像样的办公桌都没有。可就是这么个破地方，攥着临江几百家厂的命。命攥在破屋里，更不好要。

“省里，付平。分管这块的。”

葛场长没站起来，指了指对面的椅子。“坐。省里来人，半年也未必有一个。你是为那几百家厂来的吧。”

付平坐下。“葛场长知道我来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