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韩早说过，这十一个市里，虚数的不止河阳一个。付平在省里接这活的时候，本子上就画了两个红圈，一个是河阳，一个是临江。河阳那个红圈，他用二分厂的样本破了。临江这个红圈，今天算是亲眼见了边。他边走边想，这种虚法，其实都一个理，都是地挂在别人名下，市里够不着。可够不着的原因，又各不相同。有的怕翻旧账，有的怕丢权，有的像临江这样，连当年的一句话都找不着了。一句话找不着，地就悬在半空，落不到厂上，也落不到人上。付平踩着江边的碎砖走，鞋底沾了泥，风一吹，凉飕飕的。他忽然觉得，这十一个市，像十一本旧账，有的账本找着了，有的账本还在哪个柜子底压着。他付平现在干的，就是一本一本翻，翻到哪本算哪本。

他走到一座还亮着灯的厂前。这座厂不大，铁皮房，门口堆着些塑料桶，桶上印着外地厂名。门没锁，虚掩着，里头传出机器的嗡嗡声。他探头看了一眼，里头有个四十来岁的女人，正往桶里灌东西，动作麻利。他没进去，在门口站了会儿。女人抬头看见他，问他是哪儿的。他说省里。女人笑了一下，说省里的人难得来这片。她说这厂是她租的，地是农场的，房是市里早年盖的，她跟农场签了租约，跟市里不搭界。她说她租了三年，生意将就，就是心里不踏实，地不是自己的，哪天农场要收，她一点办法没有。付平问她，要是把这地证办下来，你肯不肯办。女人说，我巴不得，可我去问过，农场说地是农场的出不了证，市里说房是市里的管不了地，我两头跑断腿，没一个人给我个准话。付平听了，没说话。一座厂，活人生意，就因为一张证办不下来，悬了三年。这临江的虚数，不是数虚，是人心悬着。

付平离开那座铁皮房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女人又低头灌桶了，机器声盖过了江风。他忽然觉得，临江这地方，活着的厂不多，活着的人心不少。这些人心，悬在证上，证一天不落地，人心就一天落不了地。他付平今天来，不只是来数厂的，是来给这些悬着的人心，找一块踏实的地的。

江桥农场他听说过。这是个老农场，牌子挂了几十年，底下分了好些分场，分场又办厂，厂又租出去。一圈一圈，账缠成一团麻。市里的人进不去农场的大门，农场的人也不认市里。地是谁的，说不清。

他走到一座厂门口，遇见个老头，蹲在墙根晒太阳。老头问他是哪儿来的，他说省里。老头说：“我以前就在这厂里干活，厂叫临江纺织，九几年办的，红火了十年，后来并到农场名下，再后来就黄了。”他说：“黄了以后，地还是农场的，可厂房是市里盖的，机器是市里买的。现在要办证，农场说地是农场的，市里说厂是市里的，两头踢皮球，踢了二十年，没人接。”付平问：“您在这儿等什么。”老头说：“等不着什么，就是习惯了，天天来坐坐，怕厂认不出他了。”付平听了，心里一酸。一座厂，养活过几百号人，黄了以后，连个认它的人都没有，就剩个老头，天天来墙根坐着。

他坐了会儿，站起来，接着走。走累了，在路边摊吃了碗面。面馆老板问他哪儿来的，他说省里。老板说：“省里的？省里管不管我们这片厂？这片厂欠了我们半年房租，租厂的人早跑了，厂空着，房租没人给。”

付平问：“这厂挂谁的名。”

“江桥农场的。”老板说，“农场的人，一年来一回，收钱的时候来，别的时候见不着。我说这厂空着也是空着，你农场把地租给我种菜行不，人家不理我。”

老板又说了几句，说这片厂空着，可惜了地。他说，地要是能租出来，他第一个租，种点菜，起码不荒着。付平说：“您这想法，跟农场那头的人想的一块去了。”老板笑，说想管的人多，真管的人少。付平把面吃完，放下筷子。他想着老板这话，真管的人少，可真管的人，只要有一个，这地就不算白荒。他付平就是那个真管的人之一。他这人，认死理，认了就得办。

他出来，又走了一截。他看见一座厂，铁门上挂了把新锁，锁是铁的，亮着。他愣了一下。这一路破厂，锁都是锈的，唯独这座，新锁。他隔着门缝看，院子里头，有人影在动，像是在收拾什么。他站了一会儿，没敲门。新锁说明有人还在用这块地，不管是租的还是占的，有人用，地就还活着。他记在本子上，这家，挂农场牌，新锁，有人。后头查单子的时候，这家得单独问。

这一路看下来，付平琢磨出个门道。破厂分两种，一种锁锈死，门缝里草比人高，那是真死了，连占的人都没有。一种挂着新锁，里头有人影，那是还喘着气，有人不肯放。真死的厂，反好办，地空着，证一办就能用。半死的厂，麻烦，地有人占着，占的人没证，要办证，先得把占的人理顺。临江这一片，锈锁的少，新锁的多。多，说明这片地，还被人盯着。盯着的人，未必合法，可地活着，总比荒着强。付平想着，等真要办证的时候，这些新锁的厂，得一家一家问，问清楚里头占的是谁，凭什么占，占的肯不肯让出来。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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