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阳重型机械二分厂的门，锁了十年。

锁是新的。任厂长说，厂停了，门不能不锁，锁旧了容易锈死，他半年换一把。

付平来的时候，任厂长已经在门口等。他没急着开锁，先跟付平隔着门栏说了两句话。他说：“付秘书长，我不开门，先让你在外头看。看完了你再进去，里头比外头难看。”付平说：“不用。”他说：“得看。外头这道门，你看一眼，就知道这厂是什么命。”

付平站在门口，看那道铁门。门上刷的漆掉了大半，露出底下的铁锈。门里头的院子，比他在门外看过的那一眼要大，往里几十步，一排车间接一排车间。车间顶上的天窗碎了几块，蒙着塑料布，风一吹，塑料布鼓一下，又塌下去。

围墙很高，墙头插着碎玻璃。墙根下一排冬青，没人剪，长疯了，把墙脚的标语堵了半截。付平绕墙走了一段，看见墙角塌过一处，塌的地方用砖头码了个补丁，码得歪。他问，这是谁补的。任厂长说，他补的。前年下雨塌了，怕有人翻墙进来偷铁，他自己码的。他说，他一个人看不住这一大片，只能把最要紧的几个口子守住。

任厂长六十出头，是厂里的老人。年轻时他在二车间，后来当副厂长。厂停了，别人走了，他留下来看家。留守处四个人，他是头儿。他手里攥着一串钥匙，走在前头，一边走一边说。

他这串钥匙，大大小小十来把，有的钥匙早没了对应的锁，他还挂在上面。他说，挂惯了，摘下来手里空。他在厂里干了三十八年，从学徒干到副厂长，厂里的每一台机器他都摸过。厂停了以后，他把机器的型号、年份、还能不能转，一本一本地记下来。他说，万一哪天要复原，照着本子就能找回原样。

任厂长的家就在厂后头的家属院，老伴也是厂里的，早退了，儿子在南方，一年回来一趟。儿子劝他搬过去，他不去。他说，他要是走了，这厂就真没人看了。看守的人一走，铁就有人偷，房就有人拆，地就有人占。他说，他守着，不是为了那点工资，是为了有一天有人来办证的时候，这厂还是一所整整齐齐的厂，不是一堆瓦砾。

“这厂，五八年建的。”任厂长说，“最风光的时候两千多人，食堂一天蒸三十屉馒头。后来改制，并到河阳重型底下。人一年一年走，走到一零年，剩四百来号，厂子就停了。”

任厂长说，改制那几年，厂里最乱。大厂并小厂，并的时候都说得挺好，并完了，小厂就成了大厂的一个包袱。包袱背不动，就往下甩。他说，二分厂就是这么被甩下来的。甩下来那年，他刚当上副厂长，接了通知，才知道这厂不算独立的厂了，地归集团，人归自己。他说，他当时不服，找过集团，集团的答复是先这么着，将来再说。将来，就是二十年。

“停了，人怎么安置。”

“一部分买断走了，一部分到了岁数退了，剩下一百多，社保还挂在厂里，按月交。”任厂长说，“钱哪来的，靠租。厂里还有几间空库房，租给外头几家小厂，一年收几十万，刚好够交社保。多一分没有，少一分就得断。”

付平问他，这一百多人日子怎么过。任厂长说，紧着过。有的老两口都在厂里，两份社保，好一些；有的一个走了，一个在，就靠一份。他说，前年冬天有个老工人，社保断了一个月，自己去补，跑了好几趟，最后是厂里先垫上。垫上那天，老工人在传达室坐了半天，不说话，走的时候说了一句，等证办下来，他第一件事就是把这垫的钱还上。付平把这话记住了。

他领付平进了厂房。车间里光线暗，机器上蒙着白布，白布落了灰，看不出颜色。一排机床靠墙站着，像一队退役的老兵，站得笔直，没人再点它们。任厂长走过去，抬手把一台车床上的白布掀开一角，摸了摸床身。

“这台是德国来的。”他说，“当年进口的，一台顶几台。现在废铁价。”

付平没说话。他伸手摸了摸床身，凉的。车间里静，静得能听见外头风刮塑料布的声音。

任厂长一台一台带他看。这台是铣床，那台是磨床，墙角那台是厂里最后添的，添回来只转了一年，厂就停了。他说，机器停了不可惜，可惜的是人。机器放十年还是机器，人放十年就老了。他说，去年有个老车工，手还稳，来厂里转了一圈，摸着车床哭了一场。哭完了说要回来干活，哪怕是义务的。他说，没活给他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