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河阳回省城，付平路上睡了两觉。进办公室头一件事，是把本子第四页摊在桌上。那一页白天写的两行字还在，河阳，挂靠河阳重型的，六七百家，九条管不着。他把那行字又誊到一张干净纸上，压在电话边。周副省长交代的是单起一条，第十条。老韩电话里那句“谈他手里别的”，他也写在纸角。纸摆好，人坐下，才动笔。

第十条，付平写了三稿。第一稿邝副主任看了，说太硬，硬得像命令。第二稿，说太软，软得像请求。第三稿，邝副主任戴上眼镜，从头看到尾，看完把眼镜摘了，说，这一稿像条法。

第一稿他划了三处，第二稿他添了两句，第三稿他一个字没动，只在末尾添了个句号。他说，付秘书长，写条款跟写报告不一样。报告可以写得热闹，条款得写得死。死到不能再改，谁看了都是一个意思，才叫条款。

这三稿写了三天。头一天他在办公室写到深夜，写的是省属企业、历史遗留、确权处置这些词，写完自己念了一遍，念着都绕嘴。第二天改，把词换成人话，换过了头，读着像求人。第三天他索性不先写词，把河阳那六七百家的难处一条一条列在纸上，列完，再从难处里往回抠条文。抠出来的第三稿，字少了，可每一条后头都站着一家厂。

第三稿写的是：省属企业改制中形成的历史遗留用地，权属归改制后企业的，按本办法办理；权属仍归省属企业集团的，由集团与用地所在市签订处置协议，经省国资部门核准备案后，先办企业，后理集团。

“先办企业，后理集团。”邝副主任念了一遍，“这八个字是关键。集团那头慢慢理，企业这头先办起来。要是反过来，先理集团，理三年也理不完，企业还挂着。挂着的企业，机器不上，人不招，就跟我窗台上这摞档案一样，摞着，谁都不动。”

“集团要是不同意签协议呢。”

“那就添一句，集团无正当理由拖着不签的，由省国资部门督促。督促不动，报省里。”邝副主任说，“付秘书长，这第十条，我们法制办这关好过。难的在后头。省属企业这头，跟国土、住建不是一个衙门。道道不一样，得另找一把钥匙。”

付平把第三稿在邝副主任桌上摊平。他说，这一条他想加在九条后头，单起一条。邝副主任点头，说单起好，九条是市里的地，十条是省里的地，两码事，混在一起容易乱。他又说，单起一条得报省里，走一道会签，比改九条快。快慢不在法制办，在国资委那头。邝副主任说，国资委的苏副主任，他打过交道。那人规矩，认账不认人。你把账跟他算清了，他签；算不清，他拖。拖得比谁都稳。

付平问：“怎么才能跟他算清。”邝副主任说：“别跟他谈政策，谈政策他比你会谈。跟他谈企业的难。企业的难是实打实的，他驳不了。”

钥匙在国资委。

去国资委之前，小邵问过他，这条要不要先跟顾厅长通个气。付平说不用。他说，住建厅、国土厅那头，九条已经署了周省长的名，顾厅长挑不出毛病。国资委是新开的一道门，门里没有顾厅长的人。他说这话的时候，心里清楚，顾厅长的人管不着国资委，可不等于顾厅长不管。顾厅长要是知道他又单开了一条，少不了又要递一份材料。所以他走得快，想赶在材料递上去之前，把第十条送进国资委的门。

省国资委在城西，一栋老楼，比省政府还旧，门口两棵槐树，落了一地的花。付平去的那天，下小雨。他没带伞，进楼的时候头发湿了一半，衬衫肩膀洇出两片深色。对接的是一位副主任，姓苏。苏副主任五十多岁，头发花白，说话的口气跟顾厅长一个路数，不急不慢，句句落在章法上，像手里攥着一本没翻开的账。

他屋里比别处冷。墙上挂着一张表，是集团底下十几家单位的社保欠缴，一格一格，都是红的。付平进门就看见了那张表。苏副主任没瞒他，说这张表挂了三年，年年更新，红的越来越多，黑的越来越少。他说，他每天上班先看这张表，看完了才看文件。表是实的，文件是虚的。

他又说，这张表上的每一格，后头都是一家人。社保断了，医保就停，看病得自己掏。集团这两年东拼西凑，把断的补上，补完了新的又断。他说，他坐这个位子，最怕的不是挨骂，是这张表越挂越红。付平看着那张表，没说话。他心里那点关于国资委的成见，进了这屋，淡了一层。

他原先以为，国资委就是个卡章的地方。进了屋才知道，卡章的人也有卡章的难。苏副主任的难，不在权上，在一张表上。表不红，他好过；表一红，他睡不着。付平想，这样的人不难打交道。难打交道的是那种表红着还睡得着的人。

窗外的雨小了些，槐树上被打落的花，几朵飘在窗台上。付平看了一眼。苏副主任也看了一眼，说，这树老了，一年还开这么多花。付平说，树老，根还在。

“第十条，我看过了。”苏副主任说，“方向我认同。可有一处，我得说在前头。集团的资产，是国有资产。国有资产处置，有它自己的一套程序。你这第十条，写的是集团跟市里签协议。签协议，可以。可签完了，集团少了一块地，这块地怎么算数，得先把集团的账说清楚。账不清，协议签了也白签，回头审计一来，谁都担不起。”

“账说清楚，要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