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永川见过报得怕的。永川那年，市里报的数少，不是不知道真数，是不敢写。写了，上头来查，查出一堆麻烦。后来付平自己抽了二十家，抽给市里看，市里才敢写。云港也是，郁市长的人跟着走了二十家，回去才敢报一千四。报得怕的市，缺的不是数，是个先例。有一个人先报了，后头的人就敢跟。河阳这个先例，不好当。别的市报的是自家的地，河阳报的是人家的地。自家的地，咬了牙能办；人家的地，咬了牙也办不了。

“罗市长，我明天自己下去走走。”付平说，“不用派车，也不用陪。”

罗副市长要派车，他拦了。上回在云港，他就立了这个规矩，有人陪，企业不说真话。陪着的人站在一边，企业看人脸色，嘴边的话就绕了弯。绕了弯的话，听着客气，没用。

那天晚上，河阳市里一个处长，自己找上门来。处长姓什么他不说，只说是管企业改制的，说白天人多，有些话不方便讲。他坐在付平房间的椅子上，讲了半个钟头。他说，河阳这六七百家，市里吞不下。吞不下，也没人敢吐。吐出来，等于承认前二十年白干。他说，市里不是不想报真数，是不敢第一个报。第一个报的，顶在最前头，箭都冲他去。他问付平，这六七百家，省里到底管不管。

付平说，他正在想办法。处长问：“想得出来吗。”付平说：“想不出来，也得想。”处长看了他一会儿，站起来，说：“付秘书长，你要是能把这六七百家办了，河阳的厂欠你一个人情。”说完他走了，门轻轻带上。

处长走后，付平给老韩拨了个电话。他把河阳的事说了个大概，六七百家挂靠在省属集团名下，市里办不了。老韩听完，半天没说话。他说，这种他见过。县里也有几家，地挂在地区公司名下，公司倒了，地成了一个空壳，谁都不敢碰。空壳挂着，企业跟着它一起空。老韩说，老付，这种地比没证的地还难办。没证的地是没人办，这种地是有人攥着不办。攥着的人不办，你办不了他，只能跟他谈。付平说，他知道。老韩说，谈的时候别光谈地，谈他手里别的。他手里别的不值钱，地才值钱。你给他个别的出口，他才肯松手。付平把这句话记在本子边上。

第二天，他一个人下了河阳的老工业区。这一片比云港还大，厂房一片连一片，往东看不到头。有的厂还冒着烟，烟囱是新的，白漆刷得亮；有的烟囱拆了半截，剩下半截立在那儿，像一根断指。他走一天，走二十来家。二十来家里，十一家门口挂着同一块牌子，河阳重型集团。牌子的漆是新刷的，红的，太阳底下一晃眼。

河阳的老工业区，比云港齐整。路是柏油的，有人扫。厂与厂之间隔着铁栅栏，栅栏上爬着枯藤。齐整是齐整，可没人气。他走一上午，碰见的人不超过十个，多是看门的、扫地的、买菜路过的。厂子都在，人不在。厂子里的机器在，响的不多。他小时候在县城，见过这种地方，那时候厂门口下班，自行车能排半里地。现在没有了。

头一家挂这个牌子的，是个做减速机的车间。看门的是个老头，坐在传达室里听收音机，收音机里唱戏，唱得热闹。付平问他，这厂的地，谁的。

“河阳重型的。”老头说。

“你们厂自己算什么。”

“算河阳重型底下一个小厂。”老头把收音机关小了，侧过身来，“当年改制，大厂并了我们，地一块划过去的。厂还是那个厂，人还是那些人，就是招牌换了。换了招牌，日子没换，还是老样子。”

“地证呢。”

“没办。”老头说，“办不了。地是河阳重型的，证得人家集团去办。集团那头，二十年没管过我们，我们找谁去。找了，人家说你找错门了。”

隔壁一家，是关着的。铁门上了锁，锁上落了灰。门边墙上贴着一张纸，是市里贴的，说这处厂房列入改造。纸被雨泡过，字花了。付平隔着铁门往里看，院子里停着一辆旧叉车，叉车轱辘陷在草里。他问路边一个卖水的，这厂停了几年。卖水的说，五年了。厂子原来做轴承，挂在河阳重型底下，厂垮了，人散了，地还挂在集团名下。集团不接手，市里不敢动。

他绕到另一条街，那边挂的是纺织集团的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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