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要是有人借机闹呢。”

“闹就闹。”

他说，闹是公开的，闹完了能谈。怕的是不闹。不闹的人，就是老于那样的人，跑了十四年，跑不动了就不跑了，在厂里等死。

他说，等死的人不闹。

屋里安静了。

第四个开口的是税务那位。他说，付市长，他们这边有个难处。二十年前的纳税记录，系统里确实没有。纸的有一部分在库房，有一部分在当年的税务所。税务所撤了好几个，东西跟着搬，搬丢了多少不知道。

“那你们有多少。”

“大概一半。”

“一半也行。”

“一半怎么办事。”

“有的一半先办，没有的一半后办。不能因为有一半没有，就压着有的一半不办。”

“那后办的一半什么时候办。”

“找到就办。今天找不到，明天找。明天找不到，后天找。找不到就挂着，挂着也得有个日子。”

他说，这个日子他记着。往后每个月，他要看一样东西，这个月找着几家。

“那要是永远找不着呢。”

“那就写清楚，找不着。”

他说，写清楚找不着，也是一种办。最怕的是什么都不写，就这么拖着。

会开到十一点半。

康副市长看看表，说，还有没有要说的。没人说。

“那就表个态。”

十五个人，一个一个说。有说赞成的，有说赞成但有保留的，有说先办一批看看的。

轮到最后一位，是那位头发白的。

“我反对。”

屋里静了一下。

“我不是反对这个办法。我是反对这么急。”

他说，付市长，付平来永川四十五天。四十五天，翻了箱子，找了老同志，拿出了本子，定了七条。这个速度，他干了二十年没见过。他佩服付平。

他说完这句，停了一下。

“可我怕。”

“您怕什么。”

“我怕这个事办到一半，你走了。”

屋里没人接话。

“永川二十年，来了五任市长。每一任来的时候都带着法子，每一任走的时候法子都留在抽屉里。最短的一个干了两年，最长的干了四年。你这个法子要办一年多。你要是办到一半走了，剩下那一半怎么办。”

会开到这个份上，付平心里有底了。反对的人不是要拦他，是怕他半路撂挑子。这种怕是有道理的。永川这二十年，办法比市长多，抽屉比柜子满，留下来的没几个。

付平看着他。

“您问的这个，我答不上来。”

“我知道你答不上来。”

“我确实答不上来。我不知道我在这儿干多久。”

他说，可他知道一件事。这个法子办到一半他要是走了，剩下那一半，谁接谁接着办。因为法子在纸上，不在他身上。

他说，法子上写着七条，一条一条的。他走了，这七条还在。下一任来了，要是想改，得一条一条改。改一条，得说出个理由。改七条比推翻一句话难。

“那要是下一任不改，也不办呢。”

“那也有可能。可那也比现在强。现在连个法子都没有，谁都不知道怎么办。有了法子，就算放着，也是个放着的东西。哪天有人想动了，拿出来就能用。”

那位看着他，看了很久。他说，他这一票，弃权。

康副市长说，弃权也行。

表决的结果，赞成九，弃权四，反对二。

九票赞成，四票弃权，二票反对。这个数不好看，也不难看。付平要的本来就不是满票。满票的东西，往往是没人真看过的。有人弃权，说明有人想过了。有人反对，说明有人替他想过。

康副市长把结果念了一遍，说，原则通过。

散会的时候，那位头发白的走到付平跟前。他说，付市长，他那句话收回一半。

“哪一半。”

“我怕你走了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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