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四十八年，癸卯年八月廿一。

十五阿哥永琰的阿哥所里，烛火被晚风掀得忽明忽暗。二十七岁的他身着常服，正对着一桌散乱的纸片发呆，指尖反复摩挲着“两淮盐引增十万引”的抄谕，眉头拧成了死结——纸片上密密麻麻记着字，“浙江亏空案：赎罪银百万两”“四库馆：毁书五十部”“西藏事务：擅许免税三年”“盐政：受捐百万两即增盐引”，每一条都像一根刺，扎得他心口发闷。

“爷，吴省兰刚从户部回来，说和珅今天又去了内务府，跟李福全关起门聊了一个时辰，估摸着是在议下次盐引的事。”贴身太监小禄子轻手轻脚进来，声音压得极低，生怕惊扰了这位素来沉稳的阿哥。

永琰抬起头，眼底的寒意比烛火的影子更甚：“查清楚汪如龙送的那幅《清明上河图》摹本，现在在哪？”

“查清楚了！”小禄子连忙递上一张纸条，“在和珅府的书房里，张谦亲自收的，还特意找了琉璃厂的师傅装裱过，说是‘圣上赐的珍品’，其实就是盐商送的行贿礼！”

永琰将纸条按在桌上，与其他纸片归在一起，形成了一张完整的“和珅不法清单”。他拿起朱笔，在“盐引换名画”旁重重画了个圈，语气冰冷：“一年前他还只是借‘赔补’之名敛财，如今竟直接用朝廷盐政换私利——再放任下去，这天下怕是要成他和珅的了。”

这话不是危耸听。自乾隆四十七年和珅兼任理藩院尚书后，权力便像滚雪球般膨胀：管户部时垄断钱粮，管四库馆时操控文化，管理藩院时拿捏边疆，如今连最肥的盐务都成了他的摇钱树。更可怕的是，乾隆对他的信任已到了“听计从”的地步，阿桂的弹劾石沉大海，纪昀的劝谏无人理会，整个朝堂几乎成了和珅的一堂。

“爷，要不要把这些证据递交给圣上？”小禄子小声问道，眼里满是急切——他跟着永琰多年，最清楚这位阿哥对和珅的不满。

永琰却摇了摇头，将清单塞进锦盒，锁进了床底的暗柜：“现在递上去，父皇只会觉得我嫉妒和珅的才干，反而会连累自己。”他太了解乾隆了，老皇帝晚年最看重“君臣和睦”，更自负“识人无误”，若没有致命的证据，弹劾和珅只会自讨苦吃。

他想起三年前甘肃案时，和珅借密报立功，自己想抓把柄却无从下手；想起去年浙江案，和珅先斩后奏拘押布政使，父皇反而夸他“办事果断”；再想起如今盐政倾斜，朝堂竟无一人敢反对——和珅的每一步都踩在了父皇的“心坎上”，用“忠君”的外衣裹着“贪腐”的内里，谁也挑不出错。

“那……那咱们就眼睁睁看着他继续嚣张？”小禄子急得直跺脚。

“当然不是。”永琰走到窗边，望着远处和珅府的方向，夜色中那片灯火通明的宅院，像一头蛰伏的巨兽，“咱们要做的，是‘等’和‘记’——记下他每一件不法之事，等一个合适的时机，一次性扳倒他。”他顿了顿，补充道，“你去告诉吴省兰，让他盯紧崇文门税关和和珅的私宅，尤其是他跟盐商、洋商的往来，每一笔都要记清楚。”

小禄子连忙应下，转身就要走，却被永琰叫住：“记住，千万不能暴露行踪——和珅的眼线遍布京城，稍有不慎，就是灭顶之灾。”他心里清楚，和珅现在权势滔天，连皇子都敢得罪，自己必须步步为营。

当天晚上，吴省兰就传来了新消息：和珅在崇文门税关私设“额外税”，对来往商人多征三成税，每年私吞白银二十万两；还在京城开了五家当铺，专门低价收购官员的赃物，再高价卖出，利润丰厚。

永琰将这些新线索补进清单，看着“私设税种”“开铺xiqian”等字样，手指关节捏得发白。他想起小时候父皇教他“廉为政本”，想起师傅朱珪说“权臣误国”，再看看眼前这张写满贪腐的清单，心里涌起一股强烈的无力感——明明证据就在眼前，却因为父皇的偏爱，只能眼睁睁看着和珅为所欲为。

“爷，您别太生气，伤了身子不值得。”小禄子端来一碗参茶，小声劝慰，“和珅再嚣张，也只是个臣子，等您将来……”

“住嘴！”永琰厉声打断，眼神里满是警惕，“这种话要是传出去，咱俩都得死！”他知道，储君之位尚未稳固，任何“觊觎皇位”的流，都可能让他万劫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