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四十六年，辛丑年六月十五。

户部尚书府的书房里，“心思缜密”的御笔匾额悬在正中，鎏金的字迹在晨光中泛着锋芒。二十八岁的和珅斜倚在铺着狐裘的太师椅上，指尖摩挲着阿桂送的镶宝石腰刀，刀刃映出他眼底的沉思——案头摆着两份卷宗，一份是甘肃冒赈案的审结报告，另一份是李侍尧的军功册，红笔圈出的“前线鏖战三月，斩叛首五人”与“京中核查十日，破账册破绽”形成刺目的对比。

“大人，甘肃案的后续处置细则拟好了，涉案官员的家产已全部查抄入库，共得银三百二十万两。”张谦捧着奏折，语气里满是振奋。这场大案让和珅加官进爵，连带着户部上下都得了“监管有功”的赏赐，人人脸上都挂着笑意。

和珅却没看奏折，反而指着李侍尧的军功册：“李侍尧在甘肃打了三个月仗，九死一生才换了个‘免死’；我在京中查了十天账，就得了紫光阁画像——你说，这权力的用处，到底在哪？”

张谦愣了愣，随即笑道：“自然是大人您心思缜密，更得圣心！”

“不全是。”和珅摇了摇头，放下腰刀，起身走到舆图前，指尖划过“北京”与“兰州”的连线，“李侍尧在前线，赢了是分内之事，输了就是死罪；我在京中查账，查得好是大功，查不出也只是‘一时疏漏’——这不是圣心偏私，是权力的边界不同。”他想起查李侍尧案时在云南遭遇的bang激a与阻挠，再对比甘肃案中“稳坐京中便立大功”的轻松，心里突然豁然开朗。

正说着，苏凌阿颠颠地跑进来，手里拿着一份“地方贪腐案名录”，笑得像朵菊花：“和大人，各地报上来的贪腐案有十七件，其中江南盐道的亏空案最棘手，巡抚请求您亲自去查！”

换做以前，和珅定会立刻接下这“立大功”的差事，可此刻他却皱起了眉头，指尖在“江南”二字上轻轻敲了敲：“江南离京千里，地方官盘根错节，去了未必能查清楚，反而容易落人口实。”他想起云南查案时永贵的造谣、李侍尧心腹的反扑，那些风险远比京中查账要大得多。

“那……那怎么办？”苏凌阿愣住了，在他眼里，和珅向来是“有案必查”的狠角色。

“让江南巡抚先查，把账册送进京来。”和珅语气笃定，拿起朱笔在名录上批道，“户部牵头核查账目，若有重大破绽，再派钦差赴当地——京中查账为基，前线取证为辅，这才是稳妥之道。”他心里打得精明：京中查账能掌握主动权，就算查不出实据，也能以“账目不清”为由把责任推给地方；若查出破绽，再派人去抓，既省力又避险。

张谦眼睛一亮：“大人这招太高明了！京中是咱们的地盘，账册在手，想怎么查就怎么查；真要去了江南，说不定又会遇到像李侍尧心腹那样的阻挠。”

“不止是阻挠。”和珅冷笑一声，想起自己在崇文门的“孝敬钱”、甘肃案中那笔被掩盖的五万两，“离了京城，谁知道会冒出什么牵扯？留在京中，至少能把风险控制在眼皮子底下。”他清楚，自己的私产与党羽都在京城，一旦离京太久，难免会被人钻了空子，永琰的眼睛可一直盯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