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柜的，昨儿不还是一百二吗？怎么一夜就涨了八十文？”

第一个进店的客人是个四十来岁的妇人，穿着靛蓝色的棉袄，领口磨出了白茬，手里攥着几串铜钱，绳子都快攥断了。

她的脸被寒风吹得通红，眼角的皱纹像刀刻的一样深，瞳孔里映着那块木牌上的字，却像是怎么也看不清似的，凑近了又退后，退后又凑近。

“进价涨了，我也没法子。”

吴掌柜不敢看她的眼睛，低着头拨算盘。

“进价涨了？进价涨了多少？”

吴掌柜不说话了。

妇人盯着他，攥着铜钱的手慢慢松开，又猛地攥紧，指节捏得发白。

她没有买，转身走了出去，脚步很快，靴子踩在青石板路上咯吱咯吱响，像要把什么东西踩碎。

她走了不到半个时辰，永丰粮铺的米价又涨了，二百文变三百文，三百文变四百文。

不是吴掌柜心黑，是粮市已经疯了。

通州的粮船还没到，天津的粮车还在路上，保定调粮的公文还在户部案头堆着，京城各粮铺的存粮加起来，不够四万守军吃，更别说全城百姓了。

消息像瘟疫一样蔓延。

柴市口的“义和粮铺”涨到了五百文，宣武门内的“广源粮铺”涨到了六百文，朝阳门外的“德丰粮铺”更狠，直接挂出了八百文的牌子。

有人问价，掌柜的爱答不理，一副“爱买不买”的嘴脸，因为粮铺里根本没多少粮了，卖完了就关门，关上门就是关上了命。

清晨，崇文门外的早市。

天还没亮，雾气从护城河的水面上蒸腾而起，把整座城门笼罩在一片灰白的混沌之中。

早市上挤满了人，黑压压一片，从崇文门一直延伸到东边的巷子里，一眼望不到头。

说是早市，其实已经没有什么可卖的了。

卖菜的只剩几个挑着担子的人，担子里的白菜冻得邦邦硬，叶子发黄发黑，像是从地里刨出来放了很久的。

卖肉的铺子关着门，门板上贴着“今日无肉”的纸条，纸条被风吹得哗哗响，像是在嘲笑那些站在门口咽口水的人。

卖粮食的倒是有几家，但门口都排着长队，队伍弯弯曲曲，像一条条垂死的蛇，在晨雾中缓缓蠕动。

最长的队伍排在崇文门内的“顺和粮铺”门口。

这铺子的掌柜姓陈，是个四十来岁的瘦高个，平日里不显山不露水，在粮行里也没什么名气。

可这两天他出了名，因为他的粮价涨得最慢。

别人涨到八百文的时候，他才涨到五百文；别人涨到一千文的时候，他才涨到六百文。

有人问他为什么涨得慢，他说：“粮是活人的，不是sharen的。”

这句话传开了，全城的百姓都往他这儿跑。

队伍从铺子门口排出去，穿过崇文门内大街，拐进东边的胡同，又从胡同的另一头绕出来，排了足足二里地长。

站在最前面的是个六十多岁的老汉，穿着一件打了十几个补丁的破棉袄，脚上蹬着一双露出脚趾的棉鞋，手里攥着一个布口袋，口袋上印着“顺和粮铺”四个字，墨迹已经洇开了，模模糊糊的。

他从昨夜子时就来排队了，在寒风中站了整整四个时辰，脚冻麻了，手冻僵了，脸冻得发紫，但眼睛一直盯着铺子的门板，一眨不眨。

“吱呀……”

门板卸下一块，露出陈掌柜的半张脸。

队伍骚动起来，有人往前挤，有人踮起脚尖，有人扯着嗓子喊“别挤别挤”，可没有人听他的，所有人都往前涌，像决堤的洪水。

“各位，今日只有五十斗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