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刘头点点头，嘴里念叨着：“五百块五百块比在家种地强。他爹走得早，他妈一个人拉扯他长大，如今总算能挣钱了。”他的眼神飘远了，像是看见了那个外甥在厂里干活的样子，又像是看见了别的什么更远的东西。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回过神，从灶台旁边的罐子里摸出两个煮鸡蛋塞给邵福寿，鸡蛋还是温的，壳上带着灶灰的痕迹，“拿着，路上吃。你这一趟跑下来，不到天黑回不了家。我别的东西没有，鸡蛋总还有几个。”

邵福寿没推辞，把鸡蛋揣进口袋里，贴着那封法院传票放着。他转身出了门，雨水迎面扑来，打在他的脸上冷津津的。走出半坑他才忽然想起来——今天其实没有半坑的信要送，他完全可以直接绕过去的。但他还是来了。每天都要来，哪怕没有信件也要来。老刘头腿脚不便，下不了山，万一有人要寄信呢？万一有什么要紧事要往镇上传话呢？他在这里站一会儿，老刘头心里就踏实一天。他送的不是信，是一天里有人来看过他的那份心安。

出了半坑往东走，是一段长长的下坡路。雨水把路面冲得沟沟壑壑的，脚踩上去沙沙响，松软的泥土在靴底下坍塌。路两边的稻田里灌满了水，秧苗刚插下去不久，嫩绿的叶片在水面上露出一点点尖儿，被雨水打得东倒西歪，又倔强地直起来。邵福寿沿着田埂走，田埂窄得只容一个人通过，两边的水田亮汪汪的，倒映着灰白色的天光，水面上浮着一层薄薄的水雾。他走得小心，每一步都贴着田埂的中间走，但步子没停，邮包在背上随着他的节奏晃动着。

石笋头在望的时候，太阳竟然从云缝里露了一线光。那光窄窄的，像一把金刀劈开了厚厚的云层，照在远处的山脊线上，照在村庄灰黑的屋顶上，照在村口那棵板栗树的湿漉漉的枝叶上。雨还在下，但有了那线光的映照，整个世界忽然变得亮堂起来，每一片叶子都在发光，每一滴雨水都像一粒透明的珠子。石笋头村口的板栗树在雨里立着，枝叶被雨水洗得油亮亮的，深绿色的叶片上滚动着水珠，树下的黄泥地上一片狼藉，落了一层被雨打下来的青涩板栗球，刺球上挂着水珠，踩上去软塌塌的。

徐老三家的瓦房果然关着门。朝东那面墙上的爬山虎被雨水浇得绿得发黑，叶片密密实实地贴着墙壁，像是给房子披了一件湿漉漉的绿袍子，连窗户都遮住了大半。邵福寿走到门前，抬手叩了两下。门里没有动静。他又叩了三下，这回听见屋里传来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像是有人从凳子上站起来碰倒了什么东西，然后是脚步声，拖沓的，慢吞吞的，一步一顿地往门口挪。

门开了一条缝。徐老三的脸从门缝里露出来，瘦得颧骨高耸，眼窝深陷下去，眼珠子里布满血丝，像熬了好几夜没睡。他的头发乱糟糟的，灰白了一片，下巴上冒出了青黑的胡茬。他看见邵福寿，愣了一下，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意外，然后勉强挤出一个笑来——那笑容从嘴角生出来，还没到达眼睛就消散了，像水面上刚起的一个涟漪又被风吹平了。

“邵同志”他声音嘶哑，像是好几天没喝过水，喉咙里干得像砂纸，“进来坐”

邵福寿摆摆手，把邮包最里层的夹袋打开。那封法院传票被他裹在防水油布里，掏出来的时候还带着他胸口的体温，信封表面暖暖的。他把信封递过去，低声道：“徐叔，这是县法院寄来的。您收好。我没跟任何人说，别人都不知道。”

徐老三接过信封的手顿了一下。他的手指粗大，关节突出，指甲缝里塞着洗不净的泥垢，手背上青筋暴起，像一条条虬结的树根。他看见信封上那个红色的印章，脸上的血色一下子褪尽了，本来就白的一张脸变得像纸一样，连嘴唇都失了颜色。他没有当场拆开，只是把信封翻过来翻过去看了两遍，手指摩挲着那个红章的凸起，像在确认它是真的。然后他紧紧攥在手里，指节都攥白了，手背上青筋更突出了。

“谢谢邵同志。”他的声音更低了，低得像从喉咙深处挤出来的，每一个字都含着东西。他看了一眼邵福寿湿透的雨衣和满身的泥浆，又说了一句，“这么大的雨还上山来你受苦了。”

邵福寿本来想多说两句，但看着徐老三那样子，话在嘴边转了两转又咽了回去。他想起陈伯的话——别声张，悄悄给本人。于是他点了点头，只说了一句“徐叔您保重”，转身走了。走出几步他回头看了一眼，徐老三还站在门缝里，一只手扶着门框，另一只手攥着那封信，整个人像一尊被雨水浇透了的泥塑，一动不动地立在那里，雨水顺着屋檐滴在他的肩上，他浑然不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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