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路琐事

邮路琐事

从那以后，邵福寿定了规矩：能骑的路段骑，不能骑的扛着走。那段山梁上的羊肠小道他扛了整整三年。从一开始吭哧吭哧走几步就得歇一歇，把车放下来喘半天再重新扛起来；到后来咬着牙一口气翻过去，中间不停；再到后来他摸索出了技巧——把车身侧过来一点，让重心落在髋骨上，用腿劲分担大部分重量，胳膊只管掌握平衡就够了。三年下来，他的右肩上磨出了一块厚厚的老茧，硬得像树皮，颜色深褐，用指甲掐下去一点感觉都没有。那块茧子是他身体上最特殊的一块土地，是山梁和铁壳共同开垦出来的。

摩托车确实给邵福寿省了时间。以前走路的时候，从仁川镇到最远的白岩脚，一个来回要走九个多小时——上山四个半、下山四个半，中间还得在沿途的各个村子里停留送信。有了摩托之后，能骑的路段骑、不能骑的扛着走，综合算下来一趟能省将近两个小时。他每天下午一点多就能送完所有的信件报纸，比原来早了两个小时到家。那两个小时像是凭空多出来的，像是日子被人偷偷撕掉了一截，他头几天甚至有些不习惯——回了家不知道该干什么，在院子里站一会儿，去灶房转一圈，又出来。母亲看他无所事事的样子，在灶台后面说了句：“闲得慌就去把柴劈了。”他就去劈柴。劈完柴又把院子扫了一遍，扫完院子又把水缸挑满了，两只木桶在他肩膀上晃悠着，水泼洒出来在泥地上画出一道歪歪扭扭的水线。后来他发现，这些活干完了天还亮着，他就坐在门槛上，望着远处被夕阳染成金红色的山峦发呆。那种安静让他既享受又有些无所适从。他习惯了在路上的时候脑子里不停地想事情——想明天的路线、想哪家的报该续订了、想邮包里的东西够不够结实——突然闲下来了，脑子里反而空落落的。

但闲不住的日子很快就来了。最先找邵福寿帮忙的是李大妈。那天他送完信正要跨上车出发，李大妈从屋里追出来，手里捏着几枚硬币，一毛的、两毛的、五毛的，叠在一起被她攥得紧紧的。她走到跟前，有些不好意思地开口：“邵同志，你明天去镇上能不能帮我捎两卷针线？我家的针用完了，线也只剩半轴了，想缝个被套都没法缝。铁针要最细的那种，线要白的，别买粗了，粗的扎不进那被面。”

邵福寿接了她的钱，数了数——一块二，他记在脑子里了。他说行，第二天早上出发前先骑去供销社，在柜台前站了好一会儿，对着那几排针线比划了半天，挑了最细的铁针和一卷白棉线，付了钱，裹在报纸里。送到李大妈手上的时候她千恩万谢，硬塞给他两个煮鸡蛋，还是热的，刚从锅里捞出来的。他推不掉，收了，揣在兜里一直揣到回家，温温热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