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拣启程

五点二十分，他走进邮政所。天边还没亮，但邮政所门口那盏桐油灯还亮着，灯罩是搪瓷的，原本是白色，经年的烟熏火燎让它蒙了一层灰黄，光晕朦朦胧胧，勉强照亮门口两尺见方的地面。灯芯烧了一整夜，已经结了厚厚一层灯花，橘黄色的火苗在灯花周围跳动，忽明忽暗，像一个疲惫的人在勉强睁着眼睛。门口的台阶上凝了一层薄霜，踩上去滑，他用鞋底蹭了蹭，把霜花蹭化了才站稳。

陈伯已经在了。铁炉子重新生着了火，炉膛里塞了新炭，炭火烧得旺，橘红色的光从炉门缝隙里透出来，在地上投下一方晃动的暖色。屋里有了些暖意，虽然不浓，但至少呼出的气不再凝成白雾了。炉子上的铁壶正烧着水，壶嘴冒着白汽，发出低沉的嗡鸣。长条桌上码着今天要送的报刊信件：厚厚一摞《浙江日报》，大对开，墨绿色的报头印着繁体报名；几扎《金华日报》，蓝灰色报头，纸张薄些；还有散装的《农民文摘》《婚姻与家庭》《半月谈》，花花绿绿的封面在桌上铺了一片，像一方小小的、印刷出来的花圃。最底下压着三封挂号信，牛皮纸信封，右上角贴着邮票盖了圆形邮戳；五张汇款单，淡绿色薄纸折得整整齐齐，用橡皮筋扎成一卷。另有一封特殊的，信封左上角印着一行红色小字，“台湾·台北”的字样赫然在目，那是寄给杨梅岭村一个叫“林阿田”的老人的。邵福寿多看了那封信一眼，信封上的邮戳盖着“台北”两个字，日期是一个月前的。他不知道杨梅岭还有人在台湾有亲戚，这在磐安这种深山里可是稀罕事。

“分拣。”陈伯递给他一根橡皮筋，棕黄色的，弹性已经松了，上面还沾着一点干了的浆糊。“报纸按村子分，先挑出来摞好。挂号信和汇款单单独放，要用防水油布包着，油布在邮包最里层那两个袋子里，我已经替你放进去了。今天的报纸数量比昨天多三份，潘庄那边新订了一份《参考消息》，你留意别漏了。”

邵福寿笨手笨脚地开始分报纸。他认得字，但读得慢，只能靠报头的大字来识别。《浙江日报》是红色报头，楷体，横排，在左上方；《金华日报》是蓝色的，宋体，竖排；《参考消息》是细长的仿宋体，那四个字又窄又密，他花了三秒钟才辨认出来。他把报纸一份一份按村名摆开，潘庄的四份，岭下的两份，半坑的一份薄薄的，对折了一下，边上压着一道折痕。半坑那份《浙江日报》的报头位置用铅笔写着“刘”字，笔画潦草但用力，是订户的姓。

“半坑就一份？”邵福寿问。

“半坑老刘头——刘德贵——只订得起一份《浙江日报》。”陈伯头也不抬，账册上的字很小，他用手指抵着行，一行一行往下看，“但他每期都看，看完还给村里人传阅，一张纸传到烂为止。去年有一期他看了八遍，最后纸都裂成两半了，他用米饭粒粘起来，又看了三遍。他那本字典翻烂了，就是为了把报纸上不认识的字一个一个查清楚。”陈伯翻了一页账册，又说，“老刘头的外甥在杭州打工，每个月寄一封信，比钟表还准时，每个月二十五号前后到。今天二十八号了，信应该就在这一批里，你找找。”

邵福寿在信件堆里翻找，果然找到一封。信封是普通的白信封，右上角贴着一枚八毛钱的邮票，盖着杭州的邮戳，日期是五天前。圆珠笔写的地址，字迹歪歪扭扭但一笔一划都很用力：“磐安县仁川镇半坑村刘德贵收。”他认出“德贵”两个字和报纸上订户名签的笔迹一样，但信上的字更用力，圆珠笔几乎要划破纸面，尤其“德”字右下角那一捺，戳出了一个极小的洞。他把信和报纸搁在一起，用皮筋轻轻扎了一圈，又拆开重新扎了一遍，怕扎太紧把报纸勒出印子，又怕扎太松路上颠散了。前前后后扎了三回，才满意地点了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