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坑老刘头的外甥。”陈伯抬了抬眼皮，“在杭州皮鞋厂做学徒，上个月来信说厂里管吃管住，一个月八十块钱。老刘头就指着这一封信活着呢。你送信的时候多留一会儿，他可能会跟你念叨几句，让他念叨完了再走。”陈伯顿了顿，又说，“他那外甥叫刘建军，跟你是同年的，也是十八岁，去年出去的。你要是见着老刘头高兴，就替他多坐一会儿。”

邵福寿把信收进防水油布袋里，贴着胸口那层油布放好。他又想起那封从台湾来的信，问陈伯：“杨梅岭的林阿田是谁？台湾来的信，头一回见。”

陈伯手里的钢笔顿了一下，抬起头看了他一眼，目光里闪过一丝复杂的神色，像有什么话到了嘴边又咽了回去。“林阿田是杨梅岭的老人了，八十多了。他有个哥哥四八年去了台湾，几十年没音信，直到前两年才联系上。这信是台北寄来的，每个月一封，雷打不动。送这封信的时候你多走几步路，亲自交到林阿田手里，别放代销点。记住了，亲手交。”

邵福寿点头，把那封信单独放进了油布袋最里层，和半坑老刘头的信贴在一起。他不知道为什么，心里忽然沉了一下，仿佛那封来自海峡对岸的信件承载着某种比寻常家书更重的东西——是几十年的分离，是隔着一条海峡望不到头的乡愁。

分拣完已经六点过了。窗外天边露出一线鱼肚白，灰蓝色的天穹从东边开始褪色，像一张浸在水里的宣纸，墨色从边缘晕开，越来越淡越来越亮。邮政所门口那盏桐油灯的黄光在晨光里显得暗淡了，灯罩上凝结了一层细密的露珠，在晨光中像蒙了一层薄薄的汗。陈伯帮他把邮包背好，邮包落在背上时发出一声闷响，他身体微微往前倾了一下才站稳——二十斤的重量压在脊背上，像一块结结实实的青石板。他调整了一下背带的松紧，让重量均匀分布在两肩，又晃了晃身体试了试重心。陈伯又递给他一根竹杖，毛竹的，齐眉高，底端包了一圈铁皮防滑，铁皮已经磨薄了，边缘卷起了细小的毛刺。握柄的位置被磨得光滑如玉，泛着深褐色的油光，像被手掌盘了十几年的老物件。

“山路滑，有些地方要探着走。这根竹杖跟了老周十二年，你接着用。上山的时候拄着借力，下山的时候撑着稳当，过溪的时候探水深浅。铁皮底端要是磨穿了，去铁匠铺包一层新的，别凑合。”陈伯拍了拍他的肩膀，手掌厚实而粗糙，带着炭火和油墨的气息，“去吧，天黑前回得来。第一天走不完整条路不丢人，走一半歇一歇也行。慢一点不要紧，别走丢了就行。山里有岔路，三条岔路走错一条就多绕半天，拿不准的时候停下来看看路边的标记——老周在岔路口用石头垒了记号，三个石头摞成一线的是主路，两个的是岔道。”

邵福寿把竹杖握在手里，推开邮政所的门。清晨的冷风扑面而来，带着泥土解冻后的腥气、枯草被露水浸透的霉味，还有远处山林的松脂香。他深吸一口气，冷空气灌进肺里，刀割一样锐利，但五脏六腑却一下子清醒了。他把脚迈出去，新鞋的千层底落在邮政所门前的青石板上，悄无声息，但他知道，这一脚踩下去，往后无数个日子就要在这条路上来回丈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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