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彦允回京后的第三日，盐政案子的奏报已经递进了内阁，刑部也开始着手审讯押解回京的几名盐商头目。朝堂上那些曾经与盐商有过往来的官员，此刻都像被拢进了一张收紧的网中，不敢出声，不敢动作，连平日惯常的走动往来都减少了许多。以前那些频繁出入酒肆茶楼的身影，一夜之间全都缩回了各自的府邸，仿佛那些铺着金漆的招牌与熏香的帘幔后面，从来就没有过他们。一切看起来都在按部就班地推进，像是风波终于要过去了，只剩下最后的收尾与清扫。

但陈彦允知道，真正该收的线，还没有收完。

那封密信是在江南最后一批封存的账册里发现的。当时赵虎正在库房里清点最后的残余文书，他翻了几个时辰，腰都直不起来了，忽然在一本不起眼的旧账册的夹层里摸到一张叠得极薄的信笺，触感与粗糙的账册纸页截然不同。他小心地抽出来展开，看了一眼，没有出声，又将信笺原样叠好，快步去了陈彦允的书房。

信是蜀王写给江南一位大盐商的。没有抬头，没有落款，字迹端正收敛，语气也极为克制，带着一种宗室成员特有的审慎与分寸感。蜀王在信中说，江南盐运的困局他已有耳闻，朝廷新政虽为良策，但操之过急，容易伤及地方根本。他愿意在封地内为盐商提供庇护，让他们的货物在川西一带畅通无阻，不受地方官府盘查。他还提到，若盐商愿意以“地方捐输”的名义提供资金支持，他也可以在合适的时机向朝廷进，提议暂缓盐政改革，为盐商争取更多的喘息空间。信的末尾写了一句：“商贾有商贾之难，藩王有藩王之责。若彼此相济，则地方可安，朝廷亦可安。”措辞之间既无威胁，也无拉拢，更像一位藩王在为地方困局寻求平衡之道。

如果是在别的语境里读这封信，它不过是一个藩王在替地方商人说几句公道话。但陈彦允没有把它当成公道话来看。账册的年份显示这封信写于盐政新政公布之前，而那位盐商正是后来被查封的第一批走私大户之一。信中说“彼此相济”，那笔银子的流向能否对上账册里的资金缺口，盐商支付的银两最终经过几道转手，流进了蜀王的封地，与信中的许诺是否形成对应关系——这些都是他回到京城后，需要逐一核对的细节。

陈彦允看完那封信后，没有留在江南处理。他将信原样封好，夹在一叠盐运使司的旧档中，带回了京城。回到陈府的第二夜，他将那封信从旧档中取出，摊在书房桌案上，让顾锦朝也看了一遍。顾锦朝看得很仔细，手指在信纸上轻轻抚过，像是在确认那些字迹的力度与间距。她看完了之后没有立刻说话，只是将那封信笺重新折好，放回桌案上，像是在放下一个需要被安稳搁置的重物。

“蜀王是当今皇上的叔父，在宗室中威望不低。”她开口了，声音不高不低，“他开口为盐商求情，不算越矩；他愿意庇护商路，也不算大过。外人看来，这封信不过是一个藩王在替地方商人说话，辞克制，没有半分逾矩。但盐商要的不是他的庇护，是他的默许。有了他的默许，他们可以在他的封地内走私私盐，可以绕开朝廷的监管，可以将那部分利润安全地藏进藩王的封地里，谁也查不到。一旦查起来，那些银子已经以‘地方捐输’的名义进入蜀王的库房，再由蜀王以‘整饬地方武备’的名义拨出去，账册上干干净净，谁也挑不出毛病。盐商与藩王之间往来的本质，从来不是交易，是交换。一旦这种交换形成，盐商就不仅仅是盐商了，蜀王也不仅仅是蜀王了。”她顿了一下，“他收的不是盐商的银子，是一条不会被切断的路。”

陈彦允靠在椅背里，目光落在那封信的折痕上。“这封信是在一家盐商的夹层账册里发现的，被夹在账册的书脊与封皮之间，如果不是拆开装订线，根本不会被人注意到。盐商留着它，是为了在必要时能用它作为自保的凭证。”他顿了一下，“我已经将此事密报皇上。皇上没有声张，只让我继续暗中查探，暂时不要打草惊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