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夏天的清晨，北京站的广场上早已人头攒动，鲜红的红旗在晨风中猎猎作响。“好儿女志在四方”的标语贴满站台围墙，广播里循环播放着昂扬的革命歌曲，每一个音符都裹着青春的热血与奔赴理想的滚烫。

陆承安提着两个沉甸甸的帆布行李箱，胸前别着支边青年的徽章，跟着大部队一步步走进站台。他脚步沉稳，心里却翻涌着复杂的情绪，行李箱里，整整齐齐码着母亲连夜缝制的棉衣棉服，父亲送的军用水壶和指南针。

张老先生亲手写的书法作品被防水布裹得严严实实，还有那本写满《独柳滩》故事框架的硬壳笔记本，被他放在了最贴身的背包里，连带着母亲缝在衣襟里的平安符，一起贴在胸口的位置。

一同奔赴宁夏建设兵团的青年们都聚在了一起，大多是和他年纪相仿的少年人，脸上都带着同样的激动与忐忑，胸前的大红花在晨光里红得耀眼。带队的老师举着写着队伍编号的牌子，站在队伍最前方，逐一清点着人数。

每点到一个名字，就会传来一声响亮的应答，在空旷的站台上荡开回音。清点完人数，带队老师把大家召集到一起，反复强调着旅途的安全纪律，还有抵达宁夏建设兵团后的注意事项。

他说：“大家都是响应国家号召奔赴边疆的有志青年，路上一定要遵守集体纪律，互相帮助，互相扶持，到了垦区之后，更要脚踏实地，把青春和汗水洒在祖国需要的土地上。”

陆承安站在队伍里，认真地听着老师的叮嘱，目光却忍不住往站台入口的方向望。没过多久，他就看到了熟悉的身影，陆敬亭和苏婉卿快步走在前面，陆安禾攥着母亲的手，小跑着跟在旁边。

身后还跟着陈大姐、张老先生和院子里的几位邻居，都来给他送行了。他立刻从队伍里跑了过去，刚走到父母面前，苏婉卿就上前一步，伸手替他理了理被风吹乱的衣领，又摸了摸他胸前的徽章。

她眼眶微微泛红，嘴里反复叮嘱着：“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按时吃饭，别冻着，到了地方第一时间给家里拍电报，千万别忘了。”

陆敬亭站在一旁，依旧是沉稳的模样，只是眼底藏着掩不住的不舍。他伸出手，重重拍了拍儿子的肩膀，手掌的温度透过薄薄的衬衫传过来，千万语最终只汇成了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