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铁到豫北站的时侯是上午十点。我背着一个双肩包从出站口出来，包里装着牛皮纸袋里的037号和038号卷宗复印件，还有谢清寄来的那本赋税卷影印本。天气比南边冷，风吹过来带着一股干硬的土地味儿，灰扑扑的，跟卷宗里描述的那场雪灾倒是通一个地方。

档案馆在县城老区的一条街上，红砖楼，门口挂了块白底黑字的牌子，字都褪色了。我进去的时侯值班室里坐着一个戴老花镜的大爷，正在用收音机听豫剧。我报了来意，他抬手指了指二楼："民国档案在三号库，自已翻，别弄乱了。"

三号库其实是一间大屋子，靠墙立着十几排铁皮档案柜，柜门上贴着标签——"民国户籍""民国赋税""民国土地登记""民国教育"——按年份分得还算清楚。我找到光绪二十三年的户籍柜拉开抽屉，里面是一摞泛黄的线装册子，纸张脆得像干树叶，翻页的时侯得格外小心，稍用力就能听见"嘶"的一声细响。

豫北县当年的户籍册是按村登记的。我按玄煞手绘地图上的老村名找到那一页，纸上用蝇头小楷写着户主姓名、家庭成员、年龄、关系、生计来源。赵德发的名字果然在上面——户主赵德发，妻刘氏，子狗儿，女丫丫。生计来源：佃，欠租七担。

跟影印本赋税卷对上了。我又往后翻了几页，户籍册末尾有一栏"备注"，赵德发那一行的备注栏里写着四个字——"全家亡故"。

我盯着那四个字看了很久，然后把这一页拍了照。翻了翻后面的册子，光绪二十四年二月那一卷里找到了张门王氏的丈夫，一个叫张大力的佃农，备注栏里写的是"外出未归"。他当年回来之后写了状纸，状纸副本玄煞抄录过，但原件大概早就没了。

我合上册子的时侯功德簿在怀里烫了一下，掏出来看，页面上浮出一行新字："037号证据链完整度更新：81%。新增阳间户籍记录：已获取。"还差一环——地主后人的口述。

按卷宗里的信息，地主刘长贵的后人后来搬到了邻县，具l地址玄煞没写全，只标注了"邻县某养老院"。我锁上档案柜下楼，值班室的大爷还坐在收音机前面听戏，这会儿换了个唱段，尖着嗓子唱"奴本佳人，奈何薄命"。

我问他："大爷，咱们邻县有几家养老院？"

大爷摘了老花镜想了想："三家。县南头那家公办的，镇上一家民办的，还有一家是以前公社改的，在开发区那边。"

"有姓刘的老人家吗？大约九十岁左右。"

大爷摸了摸下巴："县南头那家有个刘老头，九十多了，脑子还清楚，天天在院子里下棋。你找他干啥？"

"家里以前老亲戚，来寻人的。"

"哦，那你去看看。县南头养老院，门口有棵大槐树，好找。"

我道了谢出档案馆，在路边拦了辆去邻县的城乡公交。车上有股汽油和泥土混着的味道，颠簸了一个小时才到地方。养老院确实好认，门口一棵三人合抱粗的大槐树，树冠遮了半条街。我走进去跟护工打听了刘姓老人的情况，护工领我到后院的活动室，一个穿深蓝棉袄的老头正坐在窗边跟人下象棋，戴着一副老花镜，镜腿用白胶布缠着。

护工朝他喊了声："刘大爷，有人找。"

老人抬头看了我一眼，眯着眼睛打量了几秒："你是？"

"我姓林。"我走过去在他对面的凳子上坐下，"来找您打听个事儿。您祖上是豫北xx村的吗？"

他手里的象棋顿了一下，棋子悬在半空，好一会儿才落下去："你是地府的人？"

我愣了一下："您怎么知道？"

他没回答我这个问题，反而把棋盘往边上一推，拿起手边一个搪瓷缸子喝了口水。水汽从缸子口冒出来，在冬日下午的光线里袅袅散开。"我今年九十三了。"他说，"九十三岁的人，见过的跟你们打交道的那些，不止一个。"

"您见过玄煞？"

刘大爷的手顿了一下，瓷缸子在半空中悬了两秒，然后慢慢放下了。他的目光从我脸上移开，转向窗外那棵光秃秃的大槐树，树枝在风里轻轻晃着。"那个人啊。"他开口了，声音很慢，"四十年前来找过我一次。"

四十年前。玄煞离开地府之后第十年。

"他站在我门口，递给我一张照片。"刘大爷把搪瓷缸子搁在膝盖上，双手捧着，拇指在缸沿上来回摩挲，"照片上是个孩子，瘦得……剩下骨头了。他问我认不认识这个孩子。我说不认识，他拿了一张地契的抄本给我看，上面盖着我爷爷的章。"

"您爷爷叫刘长贵？"

刘大爷沉默了一会儿，点头："光绪二十三年那场雪灾，我爷爷收了租子，没免。"他说话的语气很平，像在讲一个跟他没关系的故事，但捧着瓷缸的手微微在颤，"那孩子饿死之后，我爷爷知道这事儿。他后来每年腊月都在村口摆粥棚，连摆了十年。每年那个日子他都不说话，一个人在祠堂里坐一整天。"

我不知道该接什么。刘长贵收了七担谷子饿死了赵狗儿，又摆了十年粥棚。这些事情放在一起，我理不清谁对谁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