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斗在首都郊区激烈展开。政府军装备落后，缺乏重武器和有效指挥，但战斗意志出人意料地顽强，尤其是在得知苏联援助的船队（载有顾问和装备）已接近港口，但遭到美国海军驱逐舰“拦截检查”的消息后，一种悲愤的情绪在防御者中蔓延。他们用简陋的武器，在街垒后与叛军和雇佣兵逐屋争夺。

然而，力量的差距是悬殊的。美国提供的空中优势决定了地面战斗的走向。政府军的阵地和集结地不断遭到精确的空中打击，通讯被干扰，士气逐渐崩溃。4月20日，叛军攻入市中心。阿本斯总统在少数卫队的保护下，试图前往苏联声称将提供援助的港口，但通往港口的道路已被叛军切断。在绝望中，他被迫躲入墨西哥大使馆寻求庇护，随后流亡海外。

4月22日，卡斯蒂略·阿马斯在美军飞机和坦克（同样涂掉标识）的簇拥下，进入危地马拉城，宣布成立“救国军政府”，并立即宣布废除阿本斯的土地改革法令，将所有改革中征收的土地归还原主（主要是联合果品公司），同时在全国范围内搜捕共产党人和左翼分子。一场白色恐怖迅速笼罩了这个中美洲国家。苏联的军事顾问团最终未能上岸，运送武器的船只在美国海军的“护送”下掉头返航。

危地马拉的陷落，是苏联在拉丁美洲扩张遭遇的一次重大挫折。莫斯科的电台猛烈抨击“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在危地马拉发动的法西斯政变”，但除了辞抗议和加强对古巴、委内瑞拉等地革命者的支持外，暂时无力采取直接军事干预。这次事件也向整个拉丁美洲的亲苏或左翼力量传递了一个清晰而冷酷的信号：美国绝不允许在其后院出现一个“赤色”政权，并将不惜一切手段予以清除。

然而，危地马拉的火焰并未完全熄灭。部分阿本斯政府的支持者和左翼武装人员退入山区和丛林，开始了游击战。他们得到了古巴、墨西哥等地同情者的有限援助，更重要的是，莫斯科决定改变策略，从直接支持脆弱的民选政府，转向更隐蔽、更持久地支持农村和山区的武装革命运动。更多的武器、资金和军事顾问，通过更复杂的渠道，开始流向安第斯山脉、亚马逊雨林和中美洲的丛林。

几乎在危地马拉政变的同时，在遥远的南非，另一场冲突也进入了新的阶段。得到苏联支持，经由刚果（金）训练的“非洲人国民大会”武装支队和“泛非主义者大会”的激进分子，开始从贝专纳兰（今博茨瓦纳）和南罗得西亚边境地区，向南非境内渗透，袭击偏远的白人农场、铁路线和警察哨所，并试图在黑人城镇中组织反抗。虽然规模不大，但这是第一次有组织的、得到外部支持的武装力量对南非种族隔离政权发起直接挑战。

南非政府的反应是迅速而残酷的。马兰总理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赋予警察和安全部队几乎无限的权力，大规模逮捕黑人活动家，并出动军队清剿边境地区的“恐怖分子”。同时，南非加强了对邻国南罗得西亚和葡萄牙殖民地的军事合作，要求共同封锁苏联援助的渗透路线。美国虽然对南非的种族政策有所保留，但在“反共”的大前提下，还是提供了额外的军事援助和情报支持，帮助南非军队围剿黑人武装。

非洲南部的冲突，由此从政治对抗和罢工，升级为低烈度的武装冲突和残酷镇压。苏联通过电台和宣传机构，将南非政权描绘为“非洲大陆最后一个、也是最残暴的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堡垒”，号召全非洲乃至全世界人民支持南非黑人的解放斗争。更多的轻武器、爆炸物和游击战手册，通过坦噶尼喀（今坦桑尼亚）和刚果的复杂网络，悄悄运入南非。非洲反殖民和种族隔离的斗争，与美苏全球争霸的棋局，愈加紧密地纠缠在一起。

世界的目光被危地马拉和南非的动荡所吸引，但真正的风暴眼，正在辽阔的太平洋上悄然形成。

1950年5月，苏联红海军第一艘真正意义上的航空母舰“莫斯科”号，在完成了最后的海试后，率领一支由两艘“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级巡洋舰、四艘“快速”级驱逐舰及若干辅助舰只组成的特混编队，从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启航，开始了其首次远洋训练巡航。这次巡航的路线意味深长：穿越日本海，经津轻海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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