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对岸的草地上躺到日头升到头顶，向北才撑着胳膊坐起来。浑身的骨头像散了架，衣服湿乎乎地贴在身上，被风一吹，凉得刺骨。他没急着走，望着河对岸连绵的山林看了很久，像要把那片土地的轮廓刻进心里。

老陈安排的接应人中午才到，是个皮肤黝黑的当地人，话很少，只递给他一套干衣服，就领着他往南走。走了整整一天，傍晚才到一处靠海的港口，密密麻麻的集装箱堆得像小山，吊机的轰鸣声昼夜不停。向北被安排在货场做装卸工，管吃管住，工钱一半抵那五十万的债，剩下的刚够糊口。

活是真苦。天不亮就上工，扛着上百斤的货箱在跳板上走，海风裹着咸腥气往嘴里灌，一天下来，肩膀磨得全是血泡，晚上躺在板房的硬床上，翻个身都疼。向北从没喊过苦，也没问过什么时候能还清债，每天闷头干活，别人歇两趟他只歇一趟，别人扛一箱他扛两箱。管工的老陈手下都说，这小子是个不要命的。

只有夜里躺在硬板床上，他才敢想太省的事。想宋达在里面会不会受委屈，想林野浩会不会又硬扛着不肯低头，想二子和刘四能不能适应监室的日子，想张九一个女人家该怎么撑下去。想得多了，枕头就湿一片。他从不擦，天亮了照样爬起来干活，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每个月发工钱那天，他都会攥着皱巴巴的几张纸币，找跑中越边境的货郎，托人家打听太省的消息。一次二十块，少了人家不肯说。

第一次听到判决结果，是在偷渡过来的第三个月。货郎蹲在货场的围墙根，叼着烟跟他说：“你说的那个宋达，判了无期，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二把手叫林野浩的，十五年。剩下几个从犯，三年到八年不等。”

向北捏着烟的手指猛地收紧，烟蒂烫到了指尖，他才猛地回神。他没说话，蹲在地上一根接一根地抽，抽了半包，抽到嗓子发哑发疼，才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转身又去货场干活了。那天他扛货扛到后半夜，管工的劝他歇会儿，他摇摇头，没说话。

他知道宋达会判重刑，也知道林野浩肯定把能扛的都扛了。可真听到结果，心口还是像被钝刀子割，一下一下，疼得喘不过气。

后来又陆续听到消息，说张九因为没参与核心犯罪，判了三年缓刑，已经回太县老家了；说刘四因为手有残疾，在监区里做轻活，没人欺负他；说二子表现好，已经拿了一次表扬，能减刑。

听到张九出来的那天，向北连夜翻出自己攒的所有钱，凑了三千块，第二天一早塞给货郎，让他帮忙捎去太县，给张九。“别说是我给的，就说以前的兄弟托的，让她好好过日子，别亏了自己。”

货郎看了他一眼，没多问，揣着钱走了。

向北知道，张九肯定能猜到是他。一起走了这么多年，谁是什么性子，彼此都清楚。她不会问，也不会推辞，她知道这是兄弟们的心意。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熬着。

港口的风大，吹得人皮肤粗糙，晒得人脸色黢黑。向北话越来越少，人越来越沉默，干活却越来越麻利。五年后，他终于还清了最后一笔债。

老陈找他喝酒，酒瓶子往桌上一墩：“向北，五十万还清了。从今天起，你自由了。想留在我这儿干，我给你涨工钱；想走，我也不拦着。”

向北端起酒碗，一口闷了，辣得眼眶发红。“陈哥，谢了。我不走，想在港口盘个小铺子，卖点烟酒杂货。”

老陈看了他半晌，点了点头：“行，有难处随时找我。”

杂货铺就开在港口入口处，十来平米，卖些烟酒、方便面、劳保用品，专做跑船工人和装卸工的生意。生意不算红火，够吃够花，还能攒下点。向北就守着这方寸之地，每天天不亮开门，天黑了打烊，日子过得平静又单调。

他没换名字，也没成家。有人给他介绍当地的姑娘，他都笑着婉拒了。人家问他是不是等着家里人，他就点点头，不细说。

每年监狱探视季，他都会提前半个月开始备东西。宋达爱喝的铁观音，要找福建来的货船带正宗的；林野浩爱抽的红塔山，要国内带过来的；二子爱吃的牛肉酱，他特意找四川的厨子学了，自己熬了装罐；刘四的右手怕凉，他托人买了加绒的护腕。还有给张九的护肤品、保暖衣，一样一样打包好，托靠谱的人带进监狱，带进太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