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治国者在制定任何政策的时候，第一个要回答的问题就是“钱从哪里来？”

这个问题看似很简单——中央拨款。

但问题是，多拨款就要多收税，在古代的运输条件下，这一来一回在路上消耗的就是一个天文数字。

所以治国者们不得不对地方放权，让他们尽可能的在当地解决一部分。

那么，他们需要考虑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这权要放到什么程度。”

汉、唐、明三大华夏帝国，本质上都是死在这道题目上。

朱元璋吸取了汉唐的教训，在军权上对地方限制极其严格；但在财政制度上，他听信了国初那群“大儒”口中“与民休息”“藏富于民”的鬼话，给地方的权限远远高过汉唐。

他留下的诸多政策在两百年的时间里大变样，核心原因就是地方财政失控。

比如教育体系，最初级的社学应该由村镇出钱，养几个老师；水平不用很高，能教孩子认识字就行。

开国一段时期里运行的还算良好，弘治十七年甚至到了强制要求全民读书的地步——“十五岁以下幼童不分贫富贵贱必入学。”

这也是大明基础教育的黄金时期。

但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底层自耕农大量破产之后，社学自然也雇不起老师了；很快进入到有钱人雇私塾，而穷人读不起的状态。

社学崩溃之后，府县州卫这一级的学校开始了自己的改革。

首先，按照国家规定，这一级的学生是由地方政府出资供应生活的，所以可想而知，学生不能多，不然财政吃不消。

到了大明后期，这点学生也养不起了，那怎么办？让他们回家？这可是天大的政治事件，一个阻断孩子求学上进的罪名，哪个地方大员也担不起。

于是，大明的地方官员们想到了收学费这个方法。

——财政宽裕了，学生还多了，双赢！

但这也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在崇祯登基之前，国家开科取士能提供的就业岗位就那么多，多出来的人咋办。

这也是为什么崇祯把科举改成每年一次，完全无人反对的原因——因为他真能创造就业岗位。

……

……

“这条必须去掉！”内阁的大会议室中，争论就没有停下过。

刘宗周须发皆张，怒气冲冲地说道：“老夫可以同意朝廷不供养学子，这方法难以为继，国子监已经改成了补贴，老夫认了。”

他指着草案上一句关于将收费入学合法化的条款道：“但反过来找学子收钱，绝对不行。”

施凤来苦笑道：“刘大人，这不是你同意不同意的事，而是下面已经在这么做了；咱们把他写进条款里，还可以起到约束和规范的作用，若是不写，不是掩耳盗铃么？”

“过去国朝财税艰难，不得已出下策。”刘宗周猛地转头，怒视施凤来，“怎么？平日里你们口口声声说新政利民，利到最后要把原本的下策变成国法吗？”

这话喷的确实很到位，施凤来尴尬地转过头问道：

“陛下……什么态度？”

众人随着他一起转移目光，落在坐在孙承宗身后的棠儿身上。

棠儿有些不习惯被这么多人看着，缩了缩身子：

“陛下说……利弊皆有，若收费办学，一来贫寒学子就读艰难，二来教育商业化遗祸无穷；但若国家出资，则容易变得和藩王禄米一样尾大不掉……”

“所以还是请各位大人们商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