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站在殿中，天幕上那个圆环还在缓缓旋转。

他想起自己写《新五代史》时，反复琢磨过的一个问题。

五代之乱，始于唐末藩镇割据。

藩镇之乱，源于玄宗对边将的过度信任，源于府兵制瓦解后没有及时补上新的制度。

唐玄宗为了防边患，给了节度使军政财权，结果安禄山反了。

唐代宗为了平叛乱，又给更多藩镇同样的权力，结果藩镇坐大。

代代因循，代代矫枉，每一次制度调整都在解决上一个问题，又在制造下一个问题。

一个制度在建立时越是精巧地解决某个问题，就越可能在另一个方向上制造新的问题。

太祖为了防武将，造了士大夫这张网。

这张网防住了藩镇，却养出了重文抑武。

防住了权臣，却养出了党争。

防住了地方，却养出了僵死的改革。

一模一样。

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

这是他在《新五代史》里反复用过的话。

如今真切看到应验之后，只剩满心荒凉。

赵匡胤静静的听着。

这套制度，本就是他熬了无数个通宵，对着五代十国的血泪史，一笔一笔计算出来的。

防藩镇、防权臣、防武将、防割据，每一条制衡，每一层分权，都是冲着五代的病根下的药。

他能不能找其他方法？或许可以。

但任何其他方法，都需要一个前提：他必须相信人性中有值得信赖的部分。

可他亲眼见过，澶州城头那面撕裂的黄旗，高平阵前那些溃逃的老将，汴梁城里一夜换姓的皇宫，中原大地千里无人的白骨

。

可他的半辈子，从郭威的知遇之恩到陈桥的黄袍加身，从樊爱能的临阵溃逃到李重进的举兵反叛，桩桩件件都在告诉他：人性经不住试。

杯酒释兵权那天，石守信等人哭着谢恩，他心里也清楚，不是兄弟们情分够深，是人人都怕重走五代的老路。

他选了最稳妥的一条路，也是最无奈的一条路。

“朕能平五代之乱，能定大宋之基，能让天下百姓不用再躲兵灾、不用再易子而食。”

“可朕管不了百年之后啊。”

他抬起手，像是想去触碰天幕上那个圆环，伸到一半，又缓缓放下。

开国之君又如何？

你能定下制度，定不了人心。

你能打下江山，算不了身后事。

他清楚汴京无险可守，要靠几十万大军围着，迟早会拖垮财政。

不出百年，天下民力要被这冗兵耗空。

当年他提出迁都洛阳，却遭到满朝文武反对，赵光义一句

“在德不在险”，就把话堵了回去。

他那时就知道，这套规矩一旦长起来，就不是他一个人能说了算的了。

他转头看向殿外的宫墙，目光穿过重重殿宇，像是要看穿百年的时光，看看那些困在局里的后世子孙。

看了一会，他又有点微妙的情绪。

喉头滚过一声带着兵戈气的低骂，又被他咽了回去。

合着到最后，困在这局里的，是赵光义一脉的子孙。

崇政殿里，一片沉寂。

天幕上那行字悬在半空，像一块石头压在每个人胸口。

赵顼坐在御座上，手指按着那张写满改进方案的纸，久久没有动。

文彦博站在殿中，他望着天幕，长长地叹了一声，然后转过头，看向王安石。

王安石没有看他，他蹲在殿角，札记本摊在膝上，手里的笔飞快地写着。

“王相公。”文彦博低声叫他，“天幕说，绕不过。”

王安石没有抬头。

“绕不过，就不绕。”

文彦博一怔。

王安石又写了一行，才搁下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