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

一间低矮的书斋里，油灯将灭未灭。

蒲松龄坐在案前，手边摊着一沓泛黄的稿纸，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

他刚刚听完了整堂课。

从头到尾，他没有起身，也没有说话。

然后，他慢慢从书堆里抽出一册自己写的稿本，翻到其中一页。

那一篇，叫《促织》。

宣德年间，宫中尚促织之戏。

皇帝喜欢斗蟋蟀，便责令民间进贡。

有个叫成名的人，老实本分，被逼着去捉蟋蟀。

捉不到，就挨板子，家产赔光了。

后来好不容易捉到一只，却被小儿子不小心弄死了。

孩子害怕，跳了井，救起来时，只剩一口气。

第二天，成名发现家里多了一只蟋蟀。

那蟋蟀又小又黑，却异常凶猛，斗遍天下无敌手，一路被送进宫里，换来了功名和富贵。

成名一家从此过上好日子。

过了几年，儿子忽然醒过来，说：那段时间，我变成了蟋蟀。

蒲松龄把这一页轻轻按在桌上，手指摩挲着已经发毛的纸边。

“格里高尔变成了甲虫，成名的儿子变成了蟋蟀。”

他低声念着，像在比较两个素未谋面、却有着相同命运的故人。

“一个怕赶不上早班火车，一个怕交不了官差，都是孩子，都是被逼得变了形。

只是一个没用了，被家人扔掉。

一个有用，能斗，能换功名，被家人留着。”

他闭上眼睛，想起自己当年写《促织》时，心里那股压不住的怒火。

宣德年间，宫中尚促织之戏。

皇帝爱斗蟋蟀，便叫下面进贡。

进贡这两个字，从宫墙里轻飘飘地传出来，落到民间，就是一座山。

“为了一只虫，逼死了一个孩子。”蒲松龄看着窗外，喃喃道，“这是什么世道？”

他慢慢站起身，在狭小的书斋里踱步。

“《变形记》里，格里高尔变成甲虫，没用了，被扔掉。

《促织》里，成名的儿子变成蟋蟀，有用，被留下。”

“一个因无用而死，一个因有用而活，可两个人，都没有被当成人。”

他展开一张稿纸，提笔认真写道：

“卡夫卡之高明，在不令虫有用。

虫无用，则爱不存。

爱不存，则人非人。

此非小说，乃世间实录。”

写到“世间实录”四个字时，他的笔停住了。

天幕上的女夫子写到黑板上那一句：

天幕上的女夫子写到黑板上那一句：

“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

蒲松龄盯着那一行字，停住了脚步。

他写《促织》，是怎么开头的。

“宣德年间，宫中尚促织之戏，岁征民间。”

短短十几个字，把时间、地点、缘由、灾祸的来路，写得清清楚楚。

他给了读者一个明白：这故事发生在哪朝哪代，人为什么变成蟋蟀，罪魁祸首是谁。

可卡夫卡呢？

哪一天？不知道。

为什么变？不知道。

变回去吗？不知道。

什么都没有。

蒲松龄慢慢走到窗前，推开半扇木窗。

夜风夹着秋草的凉气扑进来，吹得灯芯猛地一缩。

“我写促织，人变蟋蟀，总还给了个缘由。

宫中好促织，官吏逼贡，孩子怕受责罚，才跳了井。

变虫，是走投无路。

变回来，是上天垂怜。

我有解释，有因果，有劝善惩恶的尾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