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国家必须有精确的户籍记录，谁分了地，谁该交多少税，谁该服多少役，全都要记在籍帐上。

安史之乱之前，这两个前提已经在慢慢瓦解。

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豪强地主手里攥着几千亩地，但户籍上还是按丁口在交税。

农民的地被兼并了，但税还在身上，于是大量逃亡，户籍就越来越不准。

安史之乱一来，八年战火，人口锐减，户籍彻底成了一笔烂账。

朝廷根本不知道谁还在种地、地在哪里、该收多少税。”

“更要命的是，安史之乱后，朝廷为了尽快恢复税收，搞了一个饮鸩止渴的政策，两税法。”

欲不止的语气加重了，“公元780年，宰相杨炎推行两税法，核心原则就八个字：‘量出为入，人无丁中。’不再管你是男丁还是老人，不再管你有多少口分田、永业田，只看你现在有多少财产，按财产征税。

这听起来很公平，但其实它等于正式宣布，均田制不搞了，土地兼并你们随意。”

完了，地基没了

国家不再管地是谁的，只问你要钱

所以中晚唐的农民真的活不下去了

……

“中晚唐的农民，从此陷入了双重的困境，一边是豪强地主无休止的兼并，他们的地越来越少，但税却越来越重。

另一边是朝廷和藩镇的横征暴敛，因为国家机器还在运转，战争还在继续，所有的开销最终都要摊到他们头上。

他们的选择是什么？要么卖掉土地变成佃户，要么逃亡进山里变成流民，要么拿起刀变成乱兵。

所以中晚唐的民变和兵变，从来不是偶然的。

它是土地制度崩溃之后的必然结果。”

“而这个问题，唐朝没有解决。

它留下的这个烂摊子，被宋朝接了过去。

宋朝的开国君臣面对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局面，均田制已经彻底死了，租庸调制也死了，国家手里没有地，也不可能重新丈量分配，怎么办？”

屏幕上出现了四个字：不抑兼并。

“宋朝的答案是不管了。

不抑兼并，就是不限制土地买卖和兼并。

这在历代王朝里是非常罕见的。

宋朝之前的汉唐，都试图用国家力量干预土地分配。

到了宋朝，公开说‘本朝不立田制’，我们不管土地的事了。

后果很复杂，一方面，不抑兼并释放了土地的生产力，大地主投资水利、改良耕作，农业效率反而提高了。

另一方面，大量农民失去土地，变成了佃户或者流民，社会矛盾尖锐到极点。

宋朝的农民起义频率在中国历史上名列前茅，根源就在这里。”

宋朝这是摆烂了？

不管土地，那农民怎么办

宋朝农民起义特别多

不抑兼并的后果就是贫富差距爆炸

……

“虽然说土地兼并的问题一直存在，但是以前的王朝，把土地兼并当作一种需要治疗的‘疾病’，尽管治不好但一直在治。

安史之乱后的财政改革，相当于宣布‘这病我们不治了’，转而发明一套与疾病‘共存’的新活法。

这套新活法短期内增加了税收效率，却解除了抑制兼并的最后一道制度枷锁。

因此，土地兼并在后世不再是偶发的社会病，而是成为了一种在法律保护下、周期性吞噬王朝根基的结构性绝症。”

赵匡胤无奈的摇摇头，他收了武将的权，放任他们去置办田产。

在他看来，武将们多买几块地，置些歌儿舞女，以终天年，总比他们攥着兵权觊觎皇位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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