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在进步，

我也期许未来世佛会可以再培养更多的青年人才，

让全世界的佛教徒一起参与世佛会、发展世佛会；

同时，期望借由世佛会，

让全世界的佛教徒多一个交流与沟通的平台，

增进全世界佛教徒更频繁地往来，

凝聚全球的佛教徒，

大家更加团结一致，利益大众，

共同致力促进世界和平的目标。

我一九四九年来到台湾，隔年世界佛教徒友谊会（world

fellowship

of

buddhists，简称世佛会）就成立了。前四十年，我与世佛会之间，有着一缕似断犹连的因缘存在，从未积极争取过一次担任参加世佛会的代表，也没有担任过一席次观察员，更遑论想与世佛会有丝毫关系。但是，在第十八届大会时，我被推选为世佛会永久荣誉会长。之后，我与世佛会的关系转为密切。至今回想起来，有些事情值得一提，为历史留下记录。

世界佛教徒友谊会创立于一九五年，由已故太虚大师与斯里兰卡籍的玛拉拉色克罗（malalasekera）博士等人共同发起，以“致力护持人类的安和乐利与世界和平”为目标，所成立的一个佛教会，总部设在泰国曼谷。首届世佛会大会，是在一九五一年于锡兰（现斯里兰卡）科伦坡召开。来自亚洲、欧洲与北美洲（包括夏威夷）等二十七个国家地区代表前往与会，包括南北传等各宗派僧俗二众共聚一堂，为佛教史留下空前的创举，并为世佛会奠定良好的基石。会中决议每两年举办一次，发展至今，已对世界佛教产生巨大的影响，并且成为全球公认最能代表佛教组织的有力团体之一。

一九五一年适逢“中国佛教会”在台召开会员大会，改选理监事。我以二十六岁之龄当选为“中国佛教会”常务理事，实出众人意料，我自己也相当讶然。因为当时教界大德，如：慈航、南亭、东初等诸位老法师都同时落选。由此因缘，当时担任“中国佛教会”理事长的章嘉大师，就举荐我为代表参加首届世佛会的大会。虽事后有人反对而失去机会，但这是我与世佛会接触的开端。

尔后，我虽历任“中国佛教会”常务理事或理事，具有参加世佛会代表的资格，可是从第二届至第十届的世佛会，分别在日本东京、印度萨那（鹿野苑）、泰国清迈、马来西亚吉隆坡及斯里兰卡科伦坡等地召开，我却未能突围入榜。虽然是人为的因素，使我徘徊在参与世佛会的边缘，但是我仍然为台湾能有代表团参与世界性盛会而高兴。

到了一九七六年，第十一届大会在泰国曼谷召开，终于有人提议给二十多年来未曾与会的我能参与一席，但“中国佛教会”有人提出异议。国民党中央党部社会工作委员会总干事汪崇仁先生为息事宁人，就以我的弟子心定法师为观察员代表我出席。这说明了我与世佛会的关系，只是有缘而无分。

一九七八年，第十二届世佛会在日本东京召开时，日本拟取消台湾代表团与会资格。“中国佛教会”突然一致推举我率团前往日本向日本佛教会抗议，要我争回世佛会的代表权。当时的团员有净心、圣印、慈惠（担任翻译）等法师和翁茄居士。

非常好的因缘，日本佛教会的朋友岩本昭典竟然接受我争取两岸共同参加的意见，仍然请台湾的“中国佛教会”代表出席。我想：这次我必能代表“中国佛教会”出席了。

我不辱使命欢欢喜喜地回台，哪知回来时，“中国佛教会”已经推选白圣法师等人代表出席了。我记得当时圣印法师给我电话说：“我们在前方作战，他们在后方坐享。”

我还安慰他说：“开会很辛苦，不去最好。”

因缘时事就这么作弄人，所谓代表权又一次落空。

第十三届大会，于一九八年在泰国清迈召开，法国代表禅定法师建议世佛会总会，邀我以贵宾身份出席。但我申请出访时，因“中国佛教会”净良法师不愿意为我转办出境手续，因而胎死腹中，又一次不得成行。

原议一九八四年第十四届大会在佛光山召开。事前，世佛会总会派执行委员郑天柱居士来台了解佛光山举办世界性会议的能力。郑先生在马来西亚和我约好了来佛光山的日期，未料，郑先生在台北盘桓数日，并未如约南下，随即离台。因为有人从中作梗，但也只能慨叹台湾又丧失一次向世界佛教人士表示欢迎友好的机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