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位政治家：国父认为：“政是众人之事，治是管理，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汉满蒙回藏，始终扰乱着中国的政局，难以安宁，孙中山先生倡导“五族共和”，“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主张大家平等，过去千百年来的种族情结，才慢慢得以获得和解。

四、

他是一位实践家：他身体力行“不做大官，要做大事”。人生以服务为目的。身为临时大总统，为了顾全大局，他请袁世凯担任大总统，自己退出政界，建设中国铁道，他认为中国要富强，必须从交通着手。

五、

他是一位哲学家：他认为，佛教为救世之仁，佛学为哲学之母，研究佛法可补法律之偏。他的想法是：“国家社会者，互助之体也；道德仁义者，互助之用也。”等于佛教的人我一如，生命是共同体。

六、

他是一位心理学家：他说，“国者，人之积；人者，心之器。”他深知心理的感受产生思想，思想成为行为，行为决定了个人和国家的命运，国家的根本是人民，人心是一切动力的来源。

七、

他是一位经济学家：他提倡社会互助理论，曾说：“人类进化之原则与物种进化之原则不同，物种以竞争为原则，人类则以互助为原则。”唯有共生才能共荣，互助合作才会有希望。

八、

他是一位菩萨义工：他性格慈悲，从医时，经常为穷人义诊，革命期间，建设民国，更是无私无我的牺牲奉献，疲于奔命。

以上八点，是我个人一些看法，实在难以描绘国父建立民国，走上共和，千生万死之一二。光是推翻清朝帝制，根据统计，自一八九四年到一九一一年之间，发动的革命起义事件，就有二十九次之多，前后历经十七年。后来，军阀四起，列强觊觎，中国就在战争、贫穷，民不聊生的动荡中陷入水深火热，国父革命，建设民主之路的艰难，可想一斑。

其实，国父和佛教的因缘很深，在佛光山大智殿设有一个“宗仰上人纪念堂”，是为了纪念栖霞法脉的一代高僧宗仰上人。宗仰上人在民国缔造之前，曾经加入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同盟会，捐助资金，帮助孙中山先生完成革命，当初他与孙先生往来的书信，也都被妥善保存。

另外，太虚大师在一九一二年赴广州宣扬佛法，被推为白云山双溪寺住持，并与仁山法师首倡组织“佛教协进会”，进京谒见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先生，提出改革佛教计划，当时中山先生还以手令褒勉他们。

一九一二年以后，孙中山先生宣布“政教分立”，取消僧官制度，在八指头陀寄禅大师的奔走下，核可成立“中华佛教总会”，存在一千六百年之久的僧官制度终告结束，让政治归政治，信仰归信仰。而国父游历普陀山时，更曾亲眼目睹观世音菩萨显现灵异的事迹。

“和平，奋斗，救中国”是国父最后的遗，战争是对立的、残酷的、流血的，是妻离子散的，唯有和平，幸福安乐才能指日可待。

蔡元培（一八六八—一九四）

蔡元培，浙江绍兴山阴县人，是中国教育史上，首任中华民国教育总长、首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等职。他召开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开“学术”与“自由”之风气，主导教育及学术体制的改革。在近代中国的革命史上，他是唯一以进士、翰林身份，弃官从教，成立爱国学社等组织，并发行《俄事警闻》等报刊杂志，提倡民权，鼓吹革命，是一位付诸爱国行动的读书人，说他是当代孔子，实不为过也。

从小，我就钦佩蔡元培先生，他说：“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在北大发刊词，他引用《中庸》：“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他大量延用新人物，不拘一格招聘众家，倡导平民教育，最早在大学设立研究所、招收女生，是开创国立大学男女同校的先驱者。

他建立中国的教育制度，亲手制订教育方针与新学制，成立“教育部”，改学堂为学校，监督、堂长，一律改称为校长，以“五育”：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作为教育的方针。蔡元培先生重视美育，他认为美感是普遍性，可以突破人我的偏见，我个人也认为，艺术的极致是宗教的展现，而宗教本身就是至真、至善、至美的代表。

蔡元培先生对中国的影响，正如美国教育家杜威（john

dewey）博士所说：“拿世界各国大学校长来比较，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等，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一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了蔡元培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

北京大学在蔡元培极力的改革下，很快地成为思想开放、充满活力的全国最高学府。他支持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赞成文学革命，倡导以科学和民主为内容的新思潮，使得北大成为“五四”时期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在五四运动时，因为支持学生运动，当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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