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我们是两个生活背景完全不同，而且个性大异其趣的人，怎么会相识、相交几十年，而且无话不谈呢？我想最主要的是，他的人生历练丰富，见闻广博，平时并不容易找到谈话的对象。但他与我往来，不管谈到过去的历史，谈到现在的时事，甚至对大陆各界的人士，我都约略知道，都能和他附和，因此他把我当成知音，是他谈话的对象，自然乐于和我交往，而我也正好可以从他那里，知道一些政治新闻。

他时常把很多政治秘辛毫不保留地告诉我，可惜我对政治不是十分感兴趣，所以随听随忘。不过在我们相交多年当中，他也帮我做了一些事情，最值得回忆的是，一九八八年第十六届“世界佛教徒友谊会”大会在西来寺召开，当时我很希望把台湾与大陆的两岸代表，一起请到会议桌上，共同出席会议。

但是最初大陆方面不准我让台湾代表参加，我当即说道：那不能，我在台湾居住那么多年，我不能不给台湾参加，我希望两岸都能同时出席。后来双方又为代表团的名称问题僵持不下，眼看着会议召开在即，大陆派来的五位代表明旸法师、真禅法师、明哲法师等人，也都已经到了西来寺会场，但因为没有得到有关方面同意，不肯出席。

最后在开幕前一天，我又重申当初发出邀请函时就已明的意思，我希望出席的单位以所属团体来识别，不要冠上国家名称，以避免会议染上政治色彩，所以建议海峡两岸还是沿用“中国佛教协会”和“中国佛教会”的名称。

在协商过程中，陆铿帮我折冲樽俎，居中斡旋，他的中英文都好，所以对于名称改来改去，都能应付裕如。最后决定，中国佛教协会的英文译名用“the

buddhist

association

of

beijing，

china”，“中国佛教会”为“the

buddhist

association

of

taipei，

china”。

这样的协议总算获得两岸一致同意，问题圆满解决，隔天开幕时，海峡两岸代表终于史无前例地共同出席在“世界佛教徒友谊会”中，并获得现场来自三十多个国家地区、八十几个佛教团体的五百多位与会代表，报以热烈掌声。

陆铿对此非常得意，他形容这次的突破，为两岸往来所建立的形式，就叫做“星云模式”。隔天各大报媒体也引述这段话，赞誉这次会议，是比“奥运模式”更成功、更具意义的“星云模式”。

由于在此（一九八八年）之前，两岸隔着一道台湾海峡，彼此互不往来，一边高叫“反攻大陆”，一边声称要“解放台湾”；而今借由“世界佛教徒友谊会”的召开，两岸能够友好地在一起开会，可见政治上没有永久的敌人，还是可以互相促进友好的。

因为这次会议的成功召开，翌年，也就是一九八九年，赵朴初居士就邀约我到大陆访问，那时台湾蒋经国先生也在两年前解除戒严，准许老兵回大陆探亲，所以我便在阔别大陆四十年后，因为赵朴老的因缘，首度回到大陆弘法探亲。

当时我们以“国际佛教促进会大陆弘法探亲团”的名义前往，事前筹备工作就交由陆铿处理。因为他是新闻记者，虽然旅居海外多年，但曾多次回大陆访问，对政府相关人员也非常熟悉，所以有关台湾方面的事务，就交由慈惠法师负责，美国方面则由他出面邀约傅伟勋、唐德刚、王亦令等人随行，这当中本来还有杜维明、余英时，后来因为他们时间不方便，只好作罢。

我们的弘法探亲团分为正、副二团，副团有五百人，主团七十二人，团员中有经济学者，有企业家、政治人物，以及文人、记者等，如台湾的姚家彦、张培耕、卜大中、周志敏等多人随团。我们分别从台湾和美国出发，在香港会合，然后飞抵北京，承蒙赵朴老与姬鹏飞先生，亲到机场迎接。

在为期一个多月的行程里，感谢国家主席杨尚昆与全国政协主席李先念分别与我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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