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铿到了晚年，即使已经年高八十多岁，

还是活跃在新闻第一线，

可以说是乐在其中，而且乐此不疲。

甚至在他生命最后的时刻，

因为患了老人失智症（阿兹海默症），

已经忘记了所有亲友，

但不能忘情的，还是新闻。

据崔蓉芝说，他曾经几次半夜起来，

急着往外走，赶着要去“采访新闻”，

生怕迟到，漏了大新闻。

可见在他的脑海深处，

潜藏的新闻感，是怎么样也打倒不了的。

我从青少年时期，就非常关心佛教的动向与前途。记得五十多年前，有一次伏案笔耕时，一时有感而发，就在一篇《佛教需要什么》的文章里写下：佛教需要建一所大学，需要成立一个电视台，需要办一份报纸。

转眼几十年过去了，当时所立下的这些目标，所幸都能一一实现。如今佛光山在海内外建立了四所大学，也成立了“人间卫视”，并且创办了《人间福报》。尤其这些年来，我也一直在各报章杂志上撰文发表，与很多新闻从业人员多所接触，我对从事新闻工作的所谓“报人”，他们不但满足社会大众“知”的权利，甚至用舆论的力量维护社会公理，一直都为我所敬佩，所以我也很欢喜与他们相交、往来。

提起我与“报人”的关系，当中最为深交的，可以说就是陆铿先生了。

陆铿先生，云南人，一九一九年出生。二十岁便投身新闻界，是中国最早的广播记者，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远赴欧洲采访，成为中国驻欧的战地记者；抗日战争胜利后，时年二十六岁的他，升任南京《中央日报》副总编辑兼采访主任。

一生以追求“新闻自由”为志向的陆铿先生，前后五十八年的记者生涯中，他采访过艾森豪威尔，也访问过胡耀邦。尤其他为了揭发孔宋弊案，几乎招来杀身之祸，如他告诉我的：幸得于右任先生力保，才留下一条小命。

但是性格耿直、敢敢说的个性，仍为他招来多年的牢狱之灾，先后进过两次监狱，入狱长达二十二年。出狱之后，他到了香港，在中文大学和树仁学院新闻系任教，一九八一年与胡菊人合办《百姓》半月刊，之后又到美国纽约创办《华语快报》。

我因为非常敬重他的耿直，觉得他是个很有风骨的新闻记者，因此曾在“旅美华人奖学金”中，以三千美元资助他。但他并不因此表示感谢，我也知道，凡是有节操和志向的人，并非你奖助他，他就会跟你交往，不过我也只是想表达一点心意而已，并不是想交往这许多人士。

后来在一九八七年，他应一家报社邀请，到洛杉矶讲演，我约他到西来寺吃素斋。他谈起在美东的生活并不十分得意，我就建议他找个地方安住下来，好好专心写回忆录。

他欣然同意，也深感欢喜，于是我把距离西来寺不远的一间十分宽敞的房子，提供给他一个人独居。由于他一生交游广阔，朋友很多，在他住到西来寺期间，各界人士也常到西来寺访问。

西来寺本身也是一个对外开放的地方，并不计较来者的身份、信仰，所有来客，随他便饭，他们也没有怪我们怠慢，大家相处甚欢。当中，名记者戈扬女士、名经济学家千家驹先生，都因他的关系而住到西来寺；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也因为他的介绍，后来与我友好；《传记文学》发行人刘绍唐先生，也因他而访问佛光山。

陆铿先生是一个基督教徒，他没有排斥佛教，我也没有嫌他是基督徒。在西来寺遇有法会，他也参加，甚至跟着礼拜。他虽然是个很有个性的人，但对信仰也颇为宽宏，并不很计较、执着。他对中国共产党很有信心，认为共产党今后对中国必定有所作为，只是对少数一些人物稍有批评。

我曾经想过，像陆铿这样，是个自恃很高的人，尤其他信仰基督教，一生最大的兴趣是政治新闻；而我是个佛教的出家人，我以弘法利生为本务，我认为做人要有尊严，但不能傲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