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下子之间，这些大德、居士们都进入到我的思想、生活、心灵、脑海里，在我心底树立了形象，放大了光明。我沐浴在这许多大善知识们为法为教的热忱之中，也感觉到自己出家学佛，似乎时时都有诸佛菩萨、护法善友在向我招手，要我跟随着他们的脚步向前迈进。

一九四七年，我在宜兴担任短期的国民小学校长，翌年担任南京华藏寺住持。不久，徐蚌会战（淮海战役）发生，因为不忍生灵涂炭，一介僧侣又不知如何报效国家，便想到帮忙收埋死尸、照顾伤患，为乱世做一些功德。但这个时候，忽然接获指示，要受过训练的人，才可以参与救护工作，训练的地点要在台湾。不得已，我只有和年轻的老师们，如：介如、普莲、慎如、圆湛、合尘，以及我的剃度师父志开上人，以及几位有为的学长，像智勇、惟春、能培等人告别。忽然间，我竟也依依不舍起来了。

我在大陆没有什么亲人，母系的亲友只有几位舅舅、舅母，由于自幼出家，疏于往来；在父系的亲人，也只知道有一位姑母，动荡的时代里，已不知流落何方，直到两岸解冻后，才知道他们住在上海。或许是因为这样，我对亲族并无多大的思念之情，反而对佛门的法系、师长、法侣相当怀念。

一九四九年，大批军民纷纷渡海来台，我竟然在发生太平轮船难事件，两千多名受难的冤魂沉入海底之后，幸运平安地抵达台湾。可以说，来到台湾初期的我，既无强近之亲，亦无同参道友，靠着诸佛菩萨的加被，一切也都逢凶化吉了。

尤其，那一段苦难的岁月里，我虽然遇上一些外缘，好比《自由青年》杂志社社长钱江潮教授要我参与编辑、“中央社”希望我担任记者等，都被我一一辞退了。为什么？主要的就是为了“不忘初心”，“我要把一个和尚做好！”特别是在那个时候，太虚大师等许多记忆中大善知识们的影像，一直在我的脑海里浮现，似乎是在告诉我：“你怎么能舍弃当初那份‘为了佛教’的发心呢？”

来台之初，人地生疏，渐渐地，我也结交了台湾佛教各县市支会的领导人；之后，又认识了一些寺院的住持，他们在地方上都是具有一定力量的人物。同时，从外省来的许多大德，如：大醒、东初、慈航、南亭法师等，也纷纷向我招手，提出邀请，希望我能帮助他们从事佛教的工作。

就这样，我曾为大醒法师主持过“台湾佛教讲习会”，也为东初法师编辑过《人生》杂志。而在中坜圆光寺，为妙果老和尚看守山林这段期间，特别要感谢的是，得力于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吴伯雄先生的父亲吴鸿麟老居士的协助，帮我报了户口，从此，我终于能在台湾落脚弘法了！

一九五二年，宜兰士绅李决和、林松年、马腾等居士，邀请我前往宜兰讲经弘法。由于当地迟迟没有一位出家人正式驻锡寺庙，因此在他们的盛情邀约之下，所谓“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我也就应允，跟随他们前往一间龙华派的小寺庙“雷音寺”弘法，并且成立“念佛会”。期间，我依然没有忘记自己对弘扬人间佛教的使命，陆续组织青年会、歌咏队、弘法队、文艺班等，接引青年学佛。感谢这座小寺庙里六七十岁的老住持妙专尼师和老太太金梅姑，容许我这个外省青年法师利用寺庙的走廊、庭院、佛殿当为教室，做起弘法的道场。

在青年日益增多之后，感于教育对佛教发展的重要性，进而又兴起了创办佛教学院的念头，于是有寿山佛学院、东方佛教学院的成立，乃至现在的丛林学院、海内外十余所佛学院，以及高中、“国中”、小学，西来、南华、佛光、南天等大学，就在这样的因缘下应运而生了。

除了亲近佛教界的大德之外，日后，我和台湾主持政治的一些重要人物也有过一些往来。例如：“救国团”执行长宋时选、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李焕、“教育部长”蒋彦士、创办中国文化大学的张其昀与一级上将何应钦先生等，甚至在这之前，和服务于警务处的陶一珊、陈仙洲等几位处长，也都曾经做过朋友。

只是我生来“和尚命”，想到古德所说“为僧只宜山中坐，国事宴中不相宜”，也就告诫自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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