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来的人姓卫，是集团管资产的副总。

付平头一天就到了河阳。他没去市政府，在市里找了家小旅馆住下。晚上他把第二天要用的东西摊在床上，一样一样过。函、账的复印件、第十条的草稿、二分厂的工龄表，还有一张河阳的地界图。他怕漏，列了个单子，列完对着单子数了三遍。数完他给苏副主任发了条短信，说他要见的这个人，是集团管资产的。苏副主任回了三个字，看看他。付平把这三个字琢磨了半宿。他明白，苏副主任也不好直接催集团，只能让付平自己去看。看准了再谈，看不准谈了也白谈。

他下到门口，先跟付平道歉，说：“开了一下午的会，不知道门口坐着人。”付平说：“没事，我坐得住。”卫总看了一眼门口那个水磨石台阶，台阶上有个人坐过的印子，付平坐了一下午，把灰坐掉了。卫总没再说什么，把付平让进了楼。

付平在门口坐的那个下午不是白坐。头一个钟头，门卫还劝他进去等，说里头有椅子。他说不用。第二个钟头，门卫不劝了，自己搬了个小凳，隔着门陪他坐了会儿。门卫跟他说，他这门口一年到头没几个来找资产的，来找的多半是来要债的。他说，付平是头一个坐在门口一下午不吵不闹的，他就知道这人跟来要债的不一样。付平没接话，坐着，看对面那栋楼的一扇扇窗，窗后头有人影走来走去，走得挺忙。

天快黑的时候，门卫问他：“您是不是该走了。”他说：“再等等。”门卫说：“这个点领导们都在开会，散会得七八点。”他说：“那就等七八点。”门卫不劝了，给他续了点热水。水是门口暖瓶里的，温的。暖瓶塞子上缠着一圈红胶布，缠了好些年。他就着温水，把白天从二分厂带出来的那个馒头吃了。吃完他站起来，活动了一下腿。腿坐麻了。他站了一会儿，接着坐。

他坐在那儿，脑子里过的不是卫总会说什么，是二分厂那一百多号人。他想，要是今天见不着卫总，他明天再来，后天再来。反正这地他认准了，来几趟都行。他这两年学到一个理，办事不怕慢，怕停。停了，前面走的全白走。他宁可一天走半步，也不停。

集团的楼里冷清。走廊长，灯开一半，另一半黑着。卫总的办公室不大，桌上摊着几份报表，边上压着一个老式的算盘。他请付平坐，自己倒了杯水，没给茶叶。

付平坐下，打量这间屋。屋不大，家具是老式的，柜子是九十年代那种组合柜，玻璃门里摆着几个奖杯，奖杯上的字褪了色。墙上挂着一幅字，四个字，字是好字，纸却黄了。桌上那摞报表，最上头一张的日期是上个月的。卫总的桌子比苏副主任的桌子还旧，可收拾得整齐，一点不乱。一个管资产的副总，用着一张旧桌子，桌上没有多余的东西。付平心里记了一笔。

他还看见桌角压着一沓便签，最上头一张写着两个字，缓一缓。字是卫总自己写的，笔画重。付平没问那两个字是写给谁的，可他猜得到。一个管资产的人，桌角压着缓一缓，说明底下压着的事件件都急，件件都不敢动，只能缓。

付平还把这间屋，跟他去过的另几间屋比了比。法制办邝副主任的屋，堆的是卷宗，是字；国资委苏副主任的屋，挂的是表，是账；卫总这间屋，摆的是报表和算盘，也是账，可这账旧。三间屋，三种难。邝副主任的难在法上，苏副主任的难在账上，卫总的难在钱上。他要办这一个厂，得把三种难都趟一遍。

“付秘书长，你为那个空号厂来的。”卫总说，“我摊开跟你说。这厂的地在集团账上。账上的地，动一分，得走一分的手续。手续走完能办，可这手续不是集团一家能定的。国有资产处置，得国资委点头。”

付平说，他知道。他把东西一样一样摆到桌上。

头一样，是河阳市里出的函，证明二分厂那块地这些年没争议。第二样，是二分厂的账，一零年记到停厂，地税房税水电，一笔一笔。第三样，是第十条的草稿。

卫总把三样东西一页一页看。函他看得快，账他看得慢，第七页上停了一会儿，那是九几年下岗那一页。草稿他看了两遍，看完把纸放下，手指在算盘上拨了一下，没拨动。

他看草稿的时候，眉毛动了一下。付平看见他动的，是看到第十条那句先办企业后理集团的时候。卫总没说什么，把那页纸翻过去，又翻回来，第二遍看得比第一遍慢。付平知道他在算。他算的不是这一家厂，是这一家厂后头的六七百家。

付平把第十条的意思趁着他看，简略说了一遍。他说，这一条不碰集团现有的地，只碰那些已经跟集团脱了钩、企业还在、厂子还在的。地还是集团的，可企业先把证办起来。集团什么都不用出，只出一纸证明。这纸证明在集团是一句话，在企业是一道坎。他问卫总，这句话，集团写得起写不起。卫总没接。他把草稿的第二遍看完，才开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