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又来了。”她说。

“这回带省里的人了。”付平说，“你家那证，办了没有。”

“没。”她说，“还是那句，房是村里的，合同一年一续。”

万副局长在旁边问，几年了。老板娘说，九年了，去年又续了一回。万副局长在本子上记了一笔，没说话。

再往前，是一家翻砂厂。厂门口堆着废铁，锈了一层。看厂的是个老头，耳朵背，付平喊了两遍，他才出来。他说这厂停产三年了，机器还在，人剩他一个，看门。地是他老板的，老板死了，儿子接手。儿子在城里，一年来两回。证的事，老头说不清，只说老板活着那阵说过，证在办，办到一半没了下文。万副局长问，这厂谁交税。老头说，三年没交过，人都快没了，交什么。万副局长记了一笔。付平在旁边说，这种厂，按第七条走，停产另处置。万副局长没吭声，记下了。

再走几十步，是一家还在开工的，做铸铁管。老板姓吴，四十来岁，正跟人算账。听说省里来核证，他把本子一合，说正好，他要说道说道。他说他这厂，房是他自己盖的，地是租的，租了十五年。房东是原来那家国营厂的留守处。留守处的人都散了，租金没人收，他想交交不出。地证办不了，因为留守处早没了，没人给他出证明。他说，十五年，他不敢投钱翻厂房，机器用了十年，旧的。万副局长问他，为什么不找人。吴老板说，找谁，留守处的门都锁了，锁上结了蜘蛛网。

走到第二十家，万副局长的脸沉下来。前二十家里，有证六家，没证十二家，租两家。跟付平上回抽的比例，差不离。他大概没想到，省里亲自抽，抽出来也是这个样子。

“万局长，接着走。”付平说。

再往里，路窄了，两家厂只隔一道墙。左墙里是做五金的，停了。右墙里是做纸箱的，还开着。做纸箱的老板是个女的，姓陈，正往车上装货。她说这墙两边，原来是一家，改制时候劈成两半，地也就劈成两半。她这半边，地证没办，因为隔壁那半边的地还挂着旧账，两边的地是一块，一块地没办，她也办不了。她说她等了六年，隔壁那厂的主人早跑了，账挂在国土厅，谁也不敢动。万副局长问，你找过国土厅吗。陈老板说找过，去了两回，头一回说材料不全，第二回说管的人调走了。她说，她一个小厂，跑不动了，就在这半边凑合，哪天隔壁把地卖了，她就得搬。

走到第六十家，万副局长停了。他站在一个厂门口，回头看付平，又看手里那页记的数。

“付秘书长。”他说，“前六十家，有证十七，没证三十九，租四家。按这个倒，云港全市一千三四。云港自己报的那个自抽的数，一千四，差不到半成。”

“那就走完一百家。”

一百家走完，快晌午。万副局长把记的数拢了拢。一百家里，有证的二十八家，没证的六十三家，租的九家。倒推全市，一千四百上下。云港自抽一千四，误差不到半成。

拢数的时候，郁市长的人在旁边站着，脸色发白。他们报数的时候报的是一千四，当时心里还打鼓，怕省里核出来比一千四低。核出来一千四，他们反倒松了口气。松完气，又有点后怕。数是真的，可这真数报上去，云港就照着这个真数办。一千四百家，一家一家办，得办到哪年。郁市长站在一边，没说话，手插在兜里，攥着。付平看他一眼，没点破。

万副局长把那页纸捏在手里，捏了好一会儿。日头晒着他的方脸，脸上出了汗。他转头看付平。付平看得出他在掂量。万副局长在国土厅干了二十多年，地的事他门儿清。他心里那本账，跟抽出来的这本，两码事。他心里那本，是报表上的，几千几百；抽出来这本，是脚下的，一家一家。两本账对上了，他反而没了底。他不是怕数高，他是怕回去没法交代。可数是他自己抽的，记是他自己记的，一百家摆在眼前，谁也赖不掉。

“付秘书长，数我核了。云港报的数，是真的。

_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