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五十五年，庚戌年十二月三十。

除夕夜的和府，红灯笼挂满了回廊，却照不进书房里的沉闷。三十八岁的和珅坐在紫檀木大桌后，指尖划过一张摊开的素笺，上面用小楷密密麻麻写着一串头衔，墨迹深黑，像一道道刻在纸上的权柄印记：

户部尚书兼管三库——掌天下钱粮，盐税、军需、赈灾银皆出其手；

内务府总管大臣——管皇家私产，颐和园修缮、御膳房采买尽在掌握；

理藩院尚书——主边疆事务，蒙古各部、藩属使臣需经其周旋；

领侍卫内大臣——握宫廷宿卫，三千侍卫的调遣需其画押；

《四库全书》正总裁——控典籍修撰，翰林院文墨论由其把关；

殿试读卷官——掌科举取士，新科进士的前程系其一念；

步军统领——管京城治安，九门内外的缉捕、巡防归其节制。

足足十七个要职，从财政、宫廷到边疆、文教、军务，几乎涵盖了大清朝堂的半壁江山。张谦捧着刚算好的“家产清册”进来，声音压得极低：“大人，算上李秉忠抄家的三百万两，还有江南盐商的年礼，咱们现在的家产……足足八千万两了。”

和珅“嗯”了一声，视线仍停留在那张职权清单上，指尖在“户部尚书”四字上反复摩挲。八千万两，抵得上大清两年的国库收入；十七个要职，比当年的明珠、索额图加起来还多——他确实站在了权力的巅峰，站在了无数人一辈子都够不到的高度。

可窗外传来的鞭炮声，却让他莫名地烦躁。他想起昨日收到的密报：永琰已策反吴省兰的亲信，手里握着吴省兰记录的“翰林院谣底稿”；刘墉从江南带回了张承勋的“孝敬账册”，上面有他每次克扣盐利的签字；阿桂在西北频频上奏“军需紧张”，明着是要银子，实则是想逼他动用内帑，引乾隆猜忌。

“大人，福长安大人送来年礼，说是……说是给您压惊的。”张谦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托盘里放着一尊赤金财神像，底下压着五万两银票——自李秉忠被抄家后，福长安就天天送礼，生怕自己步了后尘。

和珅瞥了眼财神像，嘴角勾起一抹冷笑：“压惊？他是怕我查他的军需账吧。”他拿起笔，在职权清单旁添了句“福长安掌户部左侍郎，可钳制”，又划掉“吴省兰翰林院编修”，改成“吴省兰降职，需另寻眼线”。

清单上的字迹越来越密，像一张无形的网，将他与这十七个要职紧紧捆在一起。他突然发现，自己看似掌控一切，实则早已深陷其中——户部的账要盯，内务府的人要防，理藩院的事要管，连宫里的侍卫都要时不时恩威并施，稍有不慎，就是万劫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