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五十五年，庚戌年四月十五。

养心殿的御案上，摊着一份“七十大寿筹备章程”，朱砂笔在“总督办”三字旁空出一块，等着填写名字。乾隆摩挲着胡须，目光扫过阶下百官，最终落在三十七岁的和珅身上——这位刚把江南盐运打理得“课税大增”的权臣，此刻正垂首侍立，双眼花翎在烛火下泛着温顺的光。

“和珅，”乾隆开口，语气带着几分期许，“朕的七十大寿，就交给你总办吧。要办得隆重些，让天下人都知道大清的盛世气象。”

和珅当即跪地谢恩，额头触地时，嘴角已勾起不易察觉的弧度：“奴才遵旨！奴才定当竭尽全力，为圣上办一场千古难遇的寿宴，不负圣上厚望！”他等这个机会太久了——总办帝寿既能讨好乾隆，巩固圣心，更能借着“筹备”的名义，光明正大地向百官、商人索要“孝敬”，比江南盐运来得更体面、更暴利。

出了养心殿，张谦连忙凑上来：“大人，这下可好了！总办帝寿，不仅能在圣上面前邀功，还能……”

“还能捞一笔，是吧？”和珅笑着打断他，眼神里满是算计，“传我命令，立刻成立‘寿庆筹备处’，让苏凌阿管人事调度，福长安管钱粮收支，吴省兰管礼乐文书——咱们分工合作，把这寿宴办得‘风风光光’。”他要让自己的党羽全参与进来，形成“利益共同体”，谁也别想独吞好处。

筹备处刚成立，和珅就定下了“分级孝敬”规矩：亲王贝勒需捐银十万两，文武大臣按品级从五万两到一千两不等，地方官“自愿报效”，盐商、票号老板“量力而为”——名义上是“为圣上祝寿”，实则是和珅的“敛财鸿门宴”。

消息传开，百官和商人叫苦不迭，却没人敢反抗。苏凌阿拿着“捐银名册”，挨家挨户去催：“李大人，您可是一品大员，只捐五千两说不过去吧？和大人说了，捐得多，圣上高兴，您的升迁也快。”福长安则盯着钱粮收支，把“筹备经费”的账册做得乱七八糟，故意留出“损耗”缺口，方便日后克扣。

江南盐商汪如龙得知消息后，连夜召集盐商们开会：“和大人总办寿宴，这是咱们表忠心的好机会！我捐一百万两，你们看着办——谁要是捐少了，以后的盐引可就难说了。”盐商们不敢怠慢，纷纷认捐，光是江南盐商就凑了五百万两，比去年的“年礼”还多了三倍。

短短一个月，筹备处就收到“孝敬”一千二百万两，可和珅仍不满足。他看着账册，对福长安道：“把‘宫殿修缮’的预算再提高三成，就说‘要换金丝楠木，显圣上尊贵’——让工部再‘报效’二百万两，不然就给他们穿小鞋。”福长安连忙应下，拿着预算去工部施压，工部尚书不敢得罪和珅，只能忍痛捐了二百万两。

寿宴的筹备愈发奢华。和珅让人在紫禁城到颐和园的路上，搭建了五十座彩棚，棚上挂满了绸缎灯笼，夜里点亮后，像一条火龙；又从江南运来十万盆奇花异草，摆满了御道两旁；甚至让人用黄金打造了一座“万寿山”模型，山上镶嵌着珍珠、宝石，价值连城——这哪里是寿宴筹备，分明是和珅的“炫富大会”。

可奢华的背后，是百姓的苦难。为了凑齐“孝敬”，地方官加重了赋税，河南、山东等地的百姓被逼得卖儿鬻女；工部为了“报效”，挪用了河工经费，黄河沿岸的堤坝年久失修，已出现多处裂缝——这些隐患，和珅全当没看见，眼里只有银子和乾隆的笑容。

消息传到阿哥所，永琰正在看刘墉送来的“寿宴捐银清单”，上面“汪如龙一百万两”“工部二百万两”的字样刺得他眼睛生疼。“一千四百万两！”永琰猛地将清单摔在地上，“父皇的寿宴，竟成了和珅敛财的工具！百姓在受苦，他却在挥霍，真是天理难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