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福寿点头。他把三封挂号信用防水油布又裹了一层，小心翼翼地塞进邮包最里层的夹袋里，外头再压上今天的报纸和普通信件。邮包鼓鼓囊囊的，他掂了掂，大概二十斤出头。这重量他已经熟悉了，背在背上跟长在身上似的，肩膀上的肌肉都磨出了茧子，一整块硬的，按着不疼。他闭着眼也能感觉到邮包里每一件东西的位置——报纸在最外层，普通信件在中间夹层，挂号信和贵重物品在防水袋的最深处，紧贴着他的后背。那是他身体的一部分了，像乌龟背着自己的壳，看不见但时刻感觉得到。

外头的雨声更密了。

雨点打在邮政所的瓦檐上，叮叮咚咚响成一片，像是有一千根手指同时在敲一面巨大的鼓。雨水顺着瓦当流下来，在屋檐下挂起一道水帘，门前的青石板上水花四溅，溅起的水雾把门槛都打湿了。街面上一个人都没有，镇上的店铺多半关了门，只有对面那家打铁铺子还亮着昏黄的灯，传出来当当的锤声，但也被雨声压得若隐若现，像从很远很远的地方飘过来的回声。

陈伯走到门口，把门推开一条缝，冷风裹着雨丝灌进来，吹得他打了个寒噤，棉大衣的毛领上立刻凝了一层细密的水珠。他看着窗外的雨幕，犹豫了好一会儿，嘴唇动了动，才说：“要不今天歇一天？这雨太大了，山路怕是要塌方。白岩脚那一段最容易滑坡，去年夏天一场雨就把路冲断了半个多月，你忘了？那回你困在白岩脚下不来，还是王大爷借了你一根麻绳把你从半山腰拽上去的。”

邵福寿已经背起了邮包。他弯腰系鞋带——其实雨靴没有鞋带，他就是习惯性地弯一下腰——直起身来的时候，脸上的表情很平静，平静得像一面不起波澜的湖。“昨天潘庄的李大妈说，她等着汇款单买化肥。玉米要下种了，节气不等人，耽误不得。她一个女人家，丈夫死得早，儿子又不在身边，我要是晚送一天，她地里的玉米就晚种一天，一耽误就是一季。一年的收成就差在这一两天的工夫上，玉米苗晚一天出土，秋后少打多少粮食，她心里比谁都清楚。”

陈伯没再拦，他转身走回柜台后面，拉开第二个抽屉。那抽屉里乱七八糟的，有断了腿的老花镜、半截铅笔、一个生锈的指南针，还有一件叠得整整齐齐的雨衣。他把雨衣拿出来，抖开，墨绿色的胶布面，后背上印着“中国邮政”四个白色大字，但那“国”字的左边一竖和“政”字的右边一半都磨掉了，只剩下“中口邮口”几个残缺的笔画悬在那里，像个说不完整的故事。雨衣的领口有一圈深色的汗渍，袖口内侧被磨得发亮，那是穿了太多年留下的印迹，像树的年轮一样记录着时间。

“穿上。”陈伯把雨衣递过来，雨衣沉甸甸的，比看起来重得多，“这件比你的那件厚，里头还加了一层绒。你身上那件薄得跟纸似的，这雨下一天，你到晚上准得透心凉。老周当年穿的也是这一件，穿了七八年，后来他膝盖不行了退下来，这件雨衣就留在了所里。你穿上，就当老周还在路上陪着你走。”

邵福寿接过来套在身上。雨衣很大，陈伯年轻时比他壮实，这件雨衣穿在邵福寿身上显得空荡荡的，把他连人带邮包整个罩住了，只露出一张脸和一双脚。但袖子长了一截，他挽了两折才露出手来。雨衣的内衬确实有一层薄绒，贴在后背上暖融融的，后背那块被邮包压着的肌肉忽然有了依靠，舒服得他差点哼出声来。他闻到了雨衣上旧胶布和陈年汗味混在一起的气息，那气味让他想起第一次接过老周邮包的那个晚上，想起老周站在邮政所门口回头望的那一眼，想起那句“信比命重”。

“去吧。”陈伯坐回藤椅上，又点了一根烟，火柴划了两下才燃着，火光在他枯瘦的手指间跳了跳，“路上小心。到了白岩脚要是天黑了，就别摸黑下山，在王家借住一宿。王大爷人好，会留你的。他屋里那张竹床虽然旧了些，但铺得厚实，比你在山上过夜强。”

邵福寿推开木门，一头扎进了雨里。雨水立刻铺天盖地地涌过来，冷风把他的帽檐掀了一下，他伸手按住了，下巴缩进领口里，只留一双眼睛在外面看着路面。出门的时候雨正大，大得像是天被人捅了个窟窿，雨水不是一滴一滴落的，而是一整片一整片地往下倾倒。雨点砸在雨衣的帽檐上，声音被胶布放大，噼里啪啦的像有人在头顶敲着小鼓，鼓点密得连成了一条线。邵福寿低着头往潘庄走，眼睛盯着脚下的路，雨靴踩在泥水里扑哧扑哧响，每走一步都要用点力把脚拔出来。泥水太稠了，靴底吸在泥里，像踩进了一锅煮烂了的糨糊，黏稠得扯不断。从镇口到潘庄原本只要二十分钟的路，今天他走了快四十分钟。到潘庄的时候，雨衣的帽檐上挂满了水珠子，一低头就往下淌，淌进领口里顺着脖子流下去，凉得他一哆嗦，后背上起了密密麻麻的鸡皮疙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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