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季重任

雨季重任

一九九七年的春天来得犹豫不决，像一位在门外徘徊了许久的客人，总在叩门与离去之间反复掂量。

三月里还飘过一场薄雪，雪花细碎得像盐末，落在仁川镇的青瓦顶上只一会儿便化了，连水痕都没留下。人们把棉衣收了又翻出来，翻出来又收进去，折腾了好几个来回，谁都说不准这天到底是怎么了。

邵福寿倒是从邮路上那些老樟树和野樱的动静里看出了门道——潘庄村口那棵歪脖子老樟树的树皮缝里钻出了米粒大的新芽，黄绿黄绿的，像谁用极细的笔尖点上去的；岭下那片向阳坡地上的野樱，花苞鼓胀得像要炸开似的，粉白色的花瓣在褐色的苞衣里挣着要往外挤。他每天都经过这些地方，每天都多看几眼，心里默数着日子。

可到了四月中旬，那雨忽然就下来了，下得毫无征兆，下得理直气壮。先是早晨天还晴着，东边的山脊线上镶着一道金边，邵福寿站在邮政所门口仰头看天，心里盘算着今天可以早点儿出门，把前两天积压的几封挂号信一并送完。可走到岭下，头顶就压下来一片铅灰色的云，那云低得像是伸手就能摸到，沉甸甸地悬在半山腰，把整条山谷都罩在一种青灰色的阴影里，连对面山坡上那几棵松树的轮廓都模糊了。紧接着雨就落了，起初还疏疏落落的，雨滴打在石板路上溅起铜钱大的水印子，没一会儿便连成了线，密密匝匝地织成一张看不见边际的雨幕，天地之间只剩下灰白一片，山是灰的，树是灰的，连远处的溪水都失去了颜色。

仁川镇通往山里的那条路，邵福寿闭着眼睛都能走下来。从镇口的老樟树往东，先是一段缓坡，两旁种着半枯半荣的茶树，那些茶树是八十年代乡里统一推广种的，如今多半荒了，只有几户人家还在采春茶。再往前走三百步左右，路面忽然窄下去，两边的山壁朝中间挤拢来，像是要把路含在嘴里。这段路到了雨天便全变了模样，石板被雨水泡得发亮，上头生着的青苔滑得能让人摔个四脚朝天；而土路就更不必说了，一脚踩下去，泥浆没过脚踝，拔出来的时候能听见“噗”的一声闷响，像是大地舍不得放你走。邵福寿今天换了新雨靴，是上个月发工资的时候咬咬牙买下的，黑色的橡胶筒一直裹到膝盖，靴底有深齿，专门用来对付这种烂泥地。他把邮包搁在柜台上，从抽屉里翻出一卷塑料布——陈伯教他的法子，用大号垃圾袋剪开了，铺平了，把整个邮包严严实实地裹起来，接口处用橡皮筋一道一道扎死，像给一个孩子穿上了过冬的棉袄。他做这件事的时候动作极慢，每一道橡皮筋都缠了三圈才放心，生怕漏进去一滴水。邮包里最里层那个防水油布袋子里，今天装着三封顶要紧的信件，每一封都系着某个人某户人家的命脉。

陈伯靠在柜台后面的藤椅上看他忙活。陈伯今年六十三了，在邮政所干了四十年，头发花白得像落了一层薄霜，脸上沟壑纵横的，每一道皱纹里都藏着这条邮路上说不完的故事。他右手的中指和食指常年夹着卷烟，熏得发黄，指甲盖里塞着洗不掉的烟垢。此刻他正抽着今天的，邵福寿认识那个章，县法院的，他上月送过两封同样的信，收信的人家拆开看了，脸色比信纸还白，整个人像被抽走了骨头似的软下去。

“石笋头徐老三家。他儿子在县城跟人打架，把人家胳膊打折了，被告了。徐老三就这一个儿子，他老伴去年走的，家里就父子俩相依为命。这要是判了”邵福寿没把话说完，但后半句悬在空气里，比说出口更沉。

陈伯的眉头皱起来，烟从鼻孔里喷出来，两股细细的白烟。“法院传票？石笋头谁家？徐老三？就是那个去年老伴走了、一个人拉扯儿子的徐老三？他那儿子我见过，小时候常跟着他爹来镇上赶集，瘦瘦小小的一个，见人不敢抬头，怎么就跟人打起来了？”

“听说是对方先动的手，在县城一个台球厅里，为了一局球的输赢。徐老三的儿子推了人家一把，那人摔在地上胳膊磕在台球桌角上，骨折了。对方家里不依不饶，告到了法院。”邵福寿说着，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那个信封的边缘，“徐老三这辈子老实巴交的，没跟人红过脸，这回怕是天塌了。”

陈伯沉默了一会儿，把烟灰磕在脚下的铁皮罐子里。那铁皮罐子原本是装饼干的，盖子早丢了，被烟灰填了大半截，表面覆盖着一层灰白的烟灰，像一钵干涸了的雪。“你送到的时候别声张，悄悄给徐老三本人。这种信传开了不好，石笋头那地方巴掌大，东家打个喷嚏西家都能听见。徐老三是个要面子的人，让他自己消化去吧。你到了他家门口先看看四周有没有人，确认没人了再叩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