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二〇一一年春天，那辆钱江终于也跑不动了。先是化油器堵了，怠速不稳，红绿灯路口一松油门就熄火，他得一手拧着油门一手捏着刹车等灯，手腕酸得厉害。修了化油器不到两个月，排气管开始冒蓝烟，早晨冷车启动的时候最明显，一股刺鼻的机油味儿飘出来，把旁边等车的人熏得直捂鼻子。刘师傅拆开发动机缸体一看，缸壁上有几道明显的划痕，活塞环间隙大得能塞进一张名片。“邵老弟，这发动机得大修了，镗缸、换活塞、换环，加上手工费，少说五六百。”刘师傅把沾了黑油的零件一个个摆在旧报纸上，指着那些磨损的部位给他看，“你这车跑了多少公里了？我估摸着得有七八万了吧？”

邵福寿愣了一下。七八万？他把第一辆嘉陵跑的里程和第二辆钱江跑的里程在心里粗略加了一下——第一辆五年跑下来，按每天八十公里算，一年两万八，五年十四万；第二辆骑了六年，马力足跑得多，一天能跑一百多公里，怎么也有十五万往上。加起来二十二万公里出头了。他把这个数字在心里默念了一遍，自己也吃了一惊。二十二万公里，那等于绕着地球赤道跑了五圈半还多。他想起初中地理课本上那只蓝色的地球仪，那条红色的赤道线绕了一圈，他当时觉得那远得没法想象，现在自己居然用两个轮子丈量了五圈半。他想起那些清晨的露水打湿裤腿的日子，那些正午日头晒得柏油路冒泡的日子，那些黄昏扛着车走在山梁上看晚霞烧红了半边天的日子——那些日子一秒一秒地过去，他没觉得多长，可加在一起竟然是二十二万公里。

刘师傅还在等他拿主意，邵福寿却摆摆手：“刘师傅，先不修了。”他把车推回家，在院子里用高压水枪把车身上的泥冲干净，泥水顺着水泥地的斜坡流进下水道，黑乎乎的一汪。他用一块干净的旧棉布把发动机外壳擦得锃亮，宝蓝色的漆面在阳光下已经有些发白了，好几处被石子崩出了底漆，露出里面银灰色的铁皮。他蹲在车旁看了很久，手掌抚过座垫上那道自己缝了又缝的裂口，线脚歪歪扭扭的，是他自己拿针线补的，针眼旁边勒出了毛边。他的手掌粗糙，指肚上的茧子刮过座垫的皮革表面，沙沙地响。他忽然觉得喉咙有些发紧，像是有什么东西堵在那儿，咽不下去也吐不出来。他找了一卷透明胶带，把发动机的进排气口和化油器进气口仔细封住，防止灰尘落进去，又扯了一块旧帆布把整个发动机严严实实地包起来，打了个死结。做完这一切，他回到屋里，翻出压在枕头底下的存折，坐在床边，把存折打开。

上面是工整的打印数字，他一排一排地看过去，数了两遍：三千八百四十二块六毛。这是他干了十六年攒下的全部积蓄，其中包括去年年底县邮政局发的“优秀投递员”奖金五百块，那笔钱他没舍得花，本来想给妹妹买台笔记本电脑的。邵福莲在信里提过，说同宿舍的女生都有电脑，查资料方便，她每次都去学校图书馆的电子阅览室排队，有时候排半小时才能轮上。他当时看了信就想着攒钱给她买一台，后来听说一台电脑要四五千，他又犹豫了。他把存折合上，放回枕头底下，靠着床头发了一会儿呆。窗外的杨树叶子被风吹得哗哗响，光线从叶缝里漏进来，在床单上晃着碎碎的光斑。一只麻雀落在窗台上，歪着头啄了啄玻璃，又飞走了。

邵福寿想买一辆车，四个轮子的，能遮风避雨的，不用扛着翻山梁的——哪怕是最便宜的面包车。这个念头其实从去年入冬就开始盘桓了，那时候连着下了半个月的雨，他的摩托车在泥浆里泡着，每天收工回来人都跟泥猴子一样，用热水冲半天才能缓过来。邮包越来越重了，镇上的快递也多起来，那些印着“天猫”“京东”字样的纸箱子一个就能占满摩托车后座，有时候他得把包裹挂在车把上塞进怀里，从头到脚缠满了胶带，像个会移动的包裹架。有次他路过东柳村，一个小孩指着他说“妈妈看那个机器人”，他回头笑了笑，小孩吓得钻到妈妈身后去了。更重要的是，他的身体吃不消了。三十三岁的人，腰上的旧伤到了阴雨天就隐隐作痛，早晨起床得用手撑着床板才能直起腰来，膝盖也时不时发软，上楼梯得抓着扶手。他不敢想，要是再过几年，等他四十岁了，还能不能扛着一百多斤的铁疙瘩在石壁上挪动。可一辆面包车，哪怕最破的二手的，也要一万多块。他只有三千八，差了整整七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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