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路遭险

山路遭险

那年冬天来得早，十一月初就开始飘雪粒子。

雪粒打得脸上生疼，山路上被雪水泡软了泥，车轮碾过去就滑，夜里一上冻，第二天早上就是一层贼亮的薄冰，摩托车走上去像踩了高跷，龙头稍有不稳就横着飘。

雪粒是在立冬后第七天开始落的。起初只是稀稀拉拉几点，砸在枯黄的茅草叶子上，沙沙地响，像是有什么东西在暗处啮咬着什么。到了第三天，天色就彻底暗下来了，铅灰色的云层压着山尖，一丝光也透不过来，风从北边的豁口灌进山谷，呜呜地响，把雪粒卷起来，又摔下去，摔在路面上，摔在屋顶上，摔在邵福寿那辆嘉陵摩托的铁皮油箱上，叮叮当当的，听久了耳朵里全是这种细碎的、冰冷的响声，像无数根针往骨头缝里扎。

山路上的泥被雪水泡了三天，已经软得不成样子。邵福寿把车停在半坡上，摘下皮手套，用指尖捏了一把路面的泥土——那泥黏稠稠的，扯得出丝来，颜色是一种古怪的青灰色，像是被人反复揉搓过的面团。他搓掉指尖的泥，重新戴上手套，心里盘算着今晚的气温。镇上广播站说最低零下八度，可这山坳子里向来比预报的还要低上两三度，夜里一上冻，这泡软的泥就会变成一层贼亮的薄冰，摩托车走上去像踩了高跷，龙头稍有不稳就横着飘出去。他在两千一零年初换了防滑胎，花纹深得像狼牙，抓地力明显好了，他在镇外那片结冰的缓坡上试过两趟，稳稳当当的，心里踏实了不少。可防滑胎软，不耐磨，柏油路上跑个几千公里，那深花纹就磨成了浅槽子。他掰着手指头算过一笔粗账：镇上刘师傅的铺子里换一套新胎要两百四十块，一年下来跑的路程得换两套，光轮胎就是四百八十块。

四百八十块。

邵福寿把这个数字在心里翻来覆去地嚼了几遍，嚼得嘴里发苦。那时候他的基本工资是六百二，加上山区补贴、通信补贴、各种杂七杂八的加起来能拿到将近八百，可邮路上的成本也水涨船高：汽油从两块多一升涨到了四块八，加满一箱要四十块，一个月跑下来油钱就得一百出头；火花塞两三个月换一个，一个十五；机油一千公里一换，一桶四十；链条松了要调，刹车片磨了要换，转向灯不亮了要修，零零碎碎加起来，一个月养车就得花掉一百五到两百。剩下来的钱，他要寄给妹妹当生活费，每个月三百块雷打不动。

妹妹上个月来信说“哥你别给我寄那么多了我有勤工俭学”，字迹歪歪扭扭的，像是趴在宿舍床上写的，信纸的一角还沾了块酱油渍。他把信叠好压在枕头底下，第二天还是去邮局汇了三百。他自己只留两三百过活，吃的简单，早上一个馒头一碗稀饭，中午在路上就着水壶啃干粮——有时候是冷掉的烧饼，有时候是两块压缩饼干，咬一口碎屑掉一襟，风一吹全扑在脸上。晚上回去煮一把挂面，卧个鸡蛋就算好的了。他不太算这些细账，油没了就加，胎磨平了就换，车坏了就修。邮路上的事情不能算账，算账就走不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