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被拉回了仁川镇，放在了邮政所后院的棚子下面。新来的所长姓周，是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调到仁川镇还不到一年，是接陈伯的班的。周所长个子不高，戴副黑框眼镜，说话斯文，办事却利落。他看见了后院那辆报废的摩托，走过来蹲下看了看，又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问邵福寿：“还能修吗？”

邵福寿蹲在车旁边，手里拿了一块干布在擦车身上的泥。他的动作很慢，一根手指一根手指地擦着，把从水沟里带出来的泥沙一点一点地清掉。油箱上那个瘪坑擦不掉，钢圈的变形也擦不掉，链条的断茬更擦不掉。听到周所长问话，他抬起头，看了看那辆歪着的车，然后摇了摇头：“修不了了。钢圈变形了，油箱瘪了，链条断了，发动机也不知道进没进水。算了。”

周所长“嗯”了一声，沉默了一会儿。他拍了拍邵福寿的肩膀，隔着那件湿透了的旧制服，掌心的暖意传过来：“那回头我跟局里打报告，看看能不能给你批一辆新的。你是老同志了，仁川所的顶梁柱，该配个新车了。”

邵福寿没接话，继续擦车。他把车身上能擦到的地方都擦干净了——那些嵌在缝隙里的泥他抠不出来，也就不管了。他把车推到了后院最靠里的角落，找了块干净的油布盖上去。油布不够大，只能盖住车身和座垫，车头还露在外面。他把油布扯了扯，把座垫盖得严严实实的——那道塌下去的坑，不该再被雨淋了。然后他站起来，把油布的边角掖好，拍了拍手上的灰，转身回了前院。

从那天之后，邵福寿每天路过后院的时候都会朝那个角落看一眼。油布盖着的摩托车像一座小小的坟，安安静静地蹲在墙根底下，车头露在外面，两个后视镜空荡荡地支棱着，像是两只看不见的眼睛在望着他。他每次路过都会放慢脚步，有时候停下来，有时候不停，但眼睛总要朝那个方向扫一眼。他不掀开油布看。他知道那辆车在那儿，他也知道它再也不会动了。它就那么待在那儿吧，待在那个角落里，守着三年多跑过的七万公里路，守着后座上驮过的豆腐和野香菇，守着座垫上那道被他坐出来的坑。那坑的形状是他的形状，是他坐了三年多的位置，是他翻山越岭、风雨无阻、早出晚归的位置。那辆车记得他，他也记得那辆车。

半个月后陈伯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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