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车迎新

换车迎新

车身上的掉漆他用黑油漆补了又补。那罐黑油漆是在供销社买的，小铁罐，拧开盖子，里头装着一团浸满了油漆的棉花球。他每次补漆都像在给伤口上药一样认真——先把掉漆周围的铁锈用砂纸打磨掉，磨到露出银白色的金属底为止，再用干布把锈粉擦干净，然后捏着那团棉花球，在缺口上一点一点地涂抹。涂一层晾干，再涂一层，直到漆面鼓起来盖住底下的铁皮。远看那车坑坑洼洼的，一块黑一块更黑，像一件打了无数个补丁的旧衣裳。但近看才能看出来那些手工涂抹的痕迹——每一块补丁的边缘都不规则，有的地方涂得厚了鼓成一个包，有的地方涂得薄了底下的银白还隐约透出来。他补了三年多，那辆嘉陵从最初的纯黑色变成了一辆花斑车，在阳光下看过去像一身迷彩。

村民们都劝他换一辆。赵大娘说：“邵同志你那车破得不成样子了，赶紧换个新的吧，我前两天看镇上有人骑了一辆红色的，可精神了，车头还带着个筐。”李大妈也说：“你这车一跑起来稀里哗啦的，到处响，我听着都替你揪心，生怕哪个零件半路掉下来。”邵福寿嘴上说“还能骑”，心里其实也在盘算。两千零七年底的时候他去县城开年终总结会，县邮政局的领导在会上说，仁川镇的邮政业务量比十年前翻了一倍多。十年前每天只有三四十份报纸和十几封信，现在光是报纸每天就有一百多份，还有各种杂志、汇款单、包裹单、村里人从网上买的小件货物——什么衣服、鞋子、小电器，一箱一箱地往山里寄。他的邮包越来越重，最重的时候称过——将近八十斤。里面装的不光是信件报纸了，还有村民们托他寄出去的山货、他帮大家买回来的日用百货。八十斤的东西绑在后座上，鼓鼓囊囊的一大包，摩托车在平地上跑着还行，一上坡就明显吃力了。油门拧到底，只听见发动机憋着嗓子嘶吼，车速却慢得像走路，发动机壳烫得能煎鸡蛋。

邵福寿知道这辆车的载重能力已经到了极限。但他还是舍不得换。那辆车陪他走了七万公里山路，扛过他的邮包、载过村民们的豆腐和野香菇、在雨里陷过、在风里倒过、被太阳暴晒过、被冰雪冻过。车架上的每一处划痕他都能说出是在哪条路上、哪个雨天或者哪个黄昏留下的。座垫被他坐了三年多，磨得油光发亮，中间塌下去一个坑，那坑的形状正好是他的屁股——他每次坐上去，那坑就稳稳地接住他，契合得天衣无缝，像是车在跟他打招呼：“回来了？”

该来的还是来了。

两千零八年的秋天，那场雨让这辆车终于走完了最后一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