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妹“哦”了一声，转身回屋了。过了一会儿她又出来了，手里端着一只搪瓷碗，碗里冒着白腾腾的热气。她走到邵福寿身边蹲下来，把碗递到他面前：“娘让我端给你的，说你淋了雨会着凉。红糖水，趁热喝。”

邵福寿放下布，接过了碗。碗壁烫手，他两只手捧着，暖意从掌心里一点一点地渗进去，顺着腕骨、沿着前臂，一直蔓延到肩窝里。他低头喝了一口，红糖水滚烫，甜味混着老姜的辛辣从舌尖淌下去，经过喉咙的时候烫得他一哆嗦——然后那股暖意继续往下，一直淌到胃里，像是有人在他肚子里点了一盏灯。他捧着碗又喝了几口，一小口一小口地抿着，舍不得一下子喝完。红糖水见了底，碗底沉着几粒没有完全化开的糖渣，他用舌尖舔了舔，然后把碗递回给小妹。

“跟娘说，我没事，让她别担心。”

小妹接过碗，看了邵福寿一眼，欲又止。她那双黑亮的眼睛在暮色里闪着光，像是想说什么，嘴张了张，又闭上了。最后她只“嗯”了一声就端着碗回去了。邵福寿重新捡起那块布，继续擦车。他把座垫上的水渍一点一点地吸干，把车把上的泥点擦净，把链条上的泥沙仔细清掉，然后从工具盒里摸出那瓶机油，往链条上滴了几滴。机油是清亮的琥珀色，渗进链节的缝隙里，他把后轮转了几圈，让机油均匀地涂满每一节铁环。车在夜风里静悄悄地立着，黑色的漆面被月光镀了一层银，泛着幽幽的、像老玉一样的光。邵福寿把布叠好放在车座下面，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沾的草屑和泥星子，这才进了屋。

后来的三年多时间，那辆嘉陵摩托陪他跑了将近七万公里。七万公里是什么概念？仁川镇到最近的县城四十里路，来回一趟八十里，七万公里相当于跑了将近九百趟县城——但邵福寿走的不是去县城的柏油路，他走的全是山间的土路、砂石路、羊肠小道。有些路段连牛车都过不去，只有他和他的摩托能过。那些路崎岖不平，布满坑洼、石块、树根和青苔，每一寸都藏着危险。他的路线图印在脑子里，像一张活地图：从仁川镇出发往北，先到潘庄，扛车翻山梁到半坑，再沿溪谷往西骑到杨梅岭，然后徒步攀上白岩脚。白岩脚最远、最高，每次去了回来天都擦黑。但有了摩托之后他能一口气骑到杨梅岭脚下，省下了从半坑步行到杨梅岭那一段近两个小时的脚程，然后把车锁在杨梅岭村口一个老乡家的柴房里，轻装徒步攀上白岩脚。

七万公里换来了四套轮胎。每一套轮胎的磨损都不一样——前轮比后轮省一些，后轮因为要负重、要驮着邮包和村民们托带的东西，花纹总是先磨平。他换第一套轮胎的时候才跑了八千公里。那天他在送信路上突然感觉后轮在打滑，停下来一看，胎面上那道深沟已经磨得只剩薄薄的一层橡胶了，用手一按，软得像发面，能看见里面的帘布层。他心疼得倒吸了一口凉气，骑着车慢慢地挪到镇上的修车铺，换了新胎。花了三十五块钱，他站在旁边看着师傅扒胎、装胎、打气，每一步都看得仔仔细细。他在心里默默地算了一笔账：一套轮胎跑八千公里，七万公里就得换将近九套，每套三十五，光轮胎钱就要三百多，还不算链条和化油器。链条跑了不到两万公里就开始松了，他每隔半个月就要紧一次，紧到调节螺丝拧到了头拧不动了，只好换新的。换了三根链条。化油器换了两个——第一个是因为怠速不稳，早上发动的时候要踩好几脚才能着，突突突地喘半天才平稳；第二个是因为漏油，车停一晚上地上就洇出一小片油渍，汽油味刺鼻，他趴在地上闻着那摊味道，心疼得像是有人在他心口上剜了一刀。

但发动机一直没出过大问题。嘉陵的发动机皮实，只要按时换机油、清滤芯，它就能一直突突突地转下去。邵福寿对发动机的养护比对自己的身体还上心——他每个月固定换一次机油，机油是去县城买的，一瓶十五块钱，他从不买杂牌的，只认一个牌子的。换下来的旧机油黑得像墨汁，他倒进一个铁盆里，第二天拿去给修车铺回收。清滤芯的时候他用汽油洗，洗完晾干了才装回去，滤芯上的海绵越洗越薄，后来薄得几乎透了光，他只好买了新的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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